4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学校是紫炉村上炉房和下炉房之间的一座庙子改造的，木板房木板窗。冬天时如果老师有报纸就可以糊上一层，但是风太大或者人为因素，经常破。紫炉分校有三个年级三个班三个民办教师，一个班六七个或十来个学生。我们三个人一张木桌子共用一条长木凳，经常为了谁坐中间产生矛盾;每个人有两本书：语文和算数。老师一个人教一个班，教了语文教数学，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到教室前面的一块稻田改成的操坝头疯跑一下，现在想来那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了。杨中友老师既是本家亲戚，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除了用正宗的荥经县紫炉村方言教我们基本的算术和语文外，他还自创字母歌，教我们用特殊的调调唱：阿背吃嘚e诶付该（gai）哈衣街开诶儿诶门唻……（我在以后的学习中从来没有学习到这种读法，所以觉得一定是他自创），这算是我在紫炉村唯一一次音乐课。也有男生深得他真传，背乘法口诀时这样背的：一根青蛙 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两根青蛙 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紫炉村人爱说的量词是根，比如你家养了几根猪 ）。

春节前期末考试我考了满分，大年三十晚上爸爸妈妈和舅舅舅母照例论功行赏（按考试分数发压岁钱）。比了哥哥姐姐的分数，据说我的最高，应该得到家庭最高年终奖励2.5元人民币，好大一摞纸币，初次上学的我满心欢喜。哥哥要用他的一张钱换我的的全部，我隐约觉得有阴谋，但还是坚决拒绝了。

 分校读完三年级，就要到离家几公里外新建乡中心小学读四年级和五年级。我见到了一个有七个班的学校，有语文数学老师，还有自然、历史、书法和体育老师。首次知道学习语文还要写作文，作为中心校的校长韩孝祥老师亲自教我们语文，他把我写我们家挖鱼塘和秋天菜园的作文用红笔改了很多，然后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念给大家听。这个时候放学在黑板底下捡到的粉笔头就特别多，我们拿着这些粉笔头，在回家的路上的石头上写上只有我们自己能看懂的符号。这两年上学，对于我来说最困难的是早晚要经过马屁股沟沟，那个阴森的沟沟里有两座坟，我生平最怕蛇与鬼，每次跟同学或者家人从那里过都不敢看两边，总害怕有鬼从那里爬出来。一天起晚了，同行的人走完了，我拿了一个老妈做的烘锅子玉米馍馍装在哥哥给的军用书包里头，从塔子坡那个灰石板路上，一路飞奔而下。到了那个沟里头的时候，我跑得更快了，一口气跑到学校，才发现馍馍不知掉到哪里了。后来回家才听说邻居素芬姐姐割猪草时，在马屁股沟沟的玉米地头捡到一块馍馍，回家一问，我妈就知道了那是我的早饭兼午饭。那个时候每个同学基本不吃午饭，早上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吃点东西就去割猪草了。五年级时我哥哥师范校毕业了，就分在我读书的那所中心校，一会儿教数学一会教语文一会儿又教音乐，他就是一个全能老师，经常教了小学语文又去教两个初中班的数学。我放学就去初中部那两个班的教室外面听他们那个代课的英语老师教英语，高年级的学姐告诉我说“学生”的英语就是十九吨碳（student），“一个学生”就是二十九吨碳（a   student）,我听了几天只听懂那个老师喊同学坐下都是喊的“睡倒”（sit  down），我对学姐的传授很不以为然，但是我想既然“坐下”是“睡倒”那“睡倒”的英语又该怎么说。当然这个问题在我到荥河上初中时解决了

那一年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我看到哥哥从家门外的田坎上走回来，他光着上身，腰上拴着麻绳，麻绳上挂着四双泡沫凉鞋；那是他从他三十多块钱的月工资中抽出钱来给我们四姊妹买的凉鞋，那也是我生平第一双凉鞋。那个夏天因为有了凉鞋，似乎没再因为光着脚疯跑而把脚拇趾的趾甲踢翻了。记忆中还有那种鲜血淋漓的痛总在每个夏天持续着（冬天胡乱穿着家里能找到的黄胶鞋）。

新建乡中心小学隔一条河就是供销社，一分钱可以买两个水果糖，好吃的我经常在售货员鄙夷的眼神中递过一分钱，拿了两块糖，快乐一整天。

那一年姐姐考上昆明地质学校，哥哥正在家挖地，听到生产队从公社带来的通知，穿了妈妈的塑料凉鞋前往公社，路上大脚妈妈的塑料鞋也坏了，哥哥干脆把鞋提着，一路光脚到公社，很光荣地给姐姐办了相关手续。

五年级毕业之后，我以班级第二的成绩考上了荥河初中。我见到了更大的校园和更多的班级，也接触了一部分在全县都很有名的老师。因为离家太远，只有住校，一栋木头的房子，一间屋里挤着两三个老师。木房子的阁楼木板上就是我们的连天铺，一间阁楼上大约要住20多个同学。有时候我们太挤了洗脸水洗脚水被打翻，水就从楼板漏到楼下老师的床上，写字台上。我们自己从家里背点米交到学校伙食团，按斤数发放饭票，再自己出钱买点菜票。伙食团常规的菜是土豆块，没有油盐，我不太喜欢吃那个带着皮和泥的水煮土豆块，就用土豆汤泡饭。偶尔会有加很多水的豆花，我觉得那个比土豆好吃多了。有时候土豆也没有了，厨师会给我们做一种汤，他把一勺豆瓣放到锅里使劲炒，炒热了之后加一大锅水，然后撒很多盐，凶凶的给我们说：今天吃玻璃汤！至今我都觉得他这个名字取得太有创意了。

 当时住校的同学盛行周末回家带豆瓣来拌饭，如果谁有红豆腐（豆腐乳）那就更洋盘了，当然最洋盘的是用新鲜肉加豆瓣熬成油臊子。打了饭，挖一坨油和肉埋在饭里，饭温把油化开，还有肉粒，那就是无尚的美味了。

如果爸妈有钱了，在荥河那条小街老头独眼婆婆那里花八分买一个油糕儿（我们直呼油ger），那一定是过节了。两分钱一块的馒头我不喜欢，我垂涎的是一毛钱一个的窝子油糕儿，外脆里甜，手工的红豆沙超级好吃

我读初一时，哥哥不知花了他多久的工资，从县城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坐几十公里班车再一路步行十多公里背回了家，妈妈开启了她偶尔追剧的农妇精神生活新模式。

 我在每天跟男生挥舞少林拳和定期被已经调到荥河初中的哥哥老师修理的日常中读完了初三。哥哥鄙视我学习不好，做农活不行，还连吃饭也不行，就跟爸妈说我还小，送去复读，能考上中师中专当然好，考不上再去读高中。复读的学校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区中学，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唯一不同的是不用睡地下，住那种一动就嘎嘎响的上下铺木架床。记忆中的老师都是刻蜡纸的好手，他们经常在办公室用漂亮的仿宋体刻蜡纸印卷子。

  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我在雅安师范用每月固定的饭菜票敞开吃上了白面馒头和许多没有吃过的东西。一年之内我长了二十斤，原来只有骨头的手臂如同小说里描绘的一样圆润了，我蒲扇一样的大手掌塞满了肉，初中同学都认不出那个当年最瘦最小的“一根葱”了。（原来很矮很瘦，初三一下长很高却没有肉，男同学取一外号：你上短下长像个高脚灯，你又细又长就是那地头一根葱！）

雅师三年每学期几十块钱的学费，期末还要退还一部分，记得有一年交了72块钱，期末退了24元。吃饭菜是国家按月发放的，有的同学家庭困难，就把饭票节约下来换成钱给家里邮回去。当时姐姐已经毕业分配到地质队工作，我的零花钱多了一个出处，他们总是给我钱，等我花完了，又骂我太会花钱。雅师的三年也是真正接受素质教育的三年，那里名师云集，从写作演讲到绘画雕塑，从声乐舞蹈到横笛竖箫，从修自行车到摄影，凡社会上有的职业在那里都有专门的老师免费教。我就是在那里学了点吉他皮毛的东西，更多的时候奔走于每周末的“周末晚会”说相声演小品做演讲，不亦乐乎！

在雅安市的快乐生活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当年读初中的学校，只是身份变了------我成了这里的老师。激情昂扬的青春终止于贫穷落后的乡村，一百一十元月工资要解决现实的一日三餐已然成了最大的困难。花岗石给很多当地外地老板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工薪族带来灾难！每天有大卡车源源不断的拉来外地工人以及应运而生的老老少少“卡拉OK”小姐。一个谈不上镇的小街道上"卡拉OK"厅一家挨一家居然有二十多家，外来人数远远超过当地居民。上世纪末的荥经县城更是热闹非凡，三轮车起价五元，芹菜卖到3.8元一斤，肉是奢侈品，能包上一顿抄手吃要计划几周。拿着工资吃饭的老师听着那山上一炮又一炮的爆炸声，想到人家一炮抵自己一辈子的收入，纷纷下海，有的湿身，有的被淹死，也有的发了财不屑于再拿国家那点工资。我节衣缩食三年买了一台700多元洗衣机。一台电视机要两千多，一个老师要买起一台电视需要两年不吃不喝。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我在炸花岗岩的隆隆炮声中用学校两个录音机一遍一遍录课文，用来上课放给学生听。一个录音机放音乐，一个录音机录进音乐和我的诵读。在那个传说有鬼魂出入的学校，我呆到了2000年2月。读初中时万分向往的2000年，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此时固定电话进入千万家，拿大哥大不是煤炭大佬就是花岗石老板，也有个别靠“卡拉OK”发财的男老鸨。

 第三个十年，我在荥经县城最高学府任教。有了自己一套九十多平米教师福利房。全县所有学校都配置了电脑，我把字根表贴在床边用哺乳女儿的时间背诵，学会了五笔打字，学习了简单的课件制作。学生的课堂引进了多媒体，教学模式进入智能化。黑板不再是紫炉村和荥河乡的木板加木架，而是水泥黑板或者无尘黑板。

 第四个十年，我在双中实验，学生真是“日有廪稍之供，岁有裘葛之遗”。很多学生一放假就世界各地去游学，我自愧不如。所有课文课件录音材料应有尽有，完全不用我操心录放，各科学习资料多如牛毛，师生挑花了眼还不一定选用得上。用一本语文一本算数打天下的教育时代成为亲切的记忆，那些刻蜡纸的钢板和笔像一个功德圆满的故人，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厨窗里。每间教室多媒体设备齐全，粉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电子白板到一体机的铺开使用，让课堂被所有老师翻转过去又翻转过来。

  现在的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有脂肪肝的隐患；大鱼大肉深受养生一族的嫌弃；素菜已经成了新贵，我那遗落在马屁股沟沟的玉米馍馍早已身价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