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传博：中共在华北敌后战场的反“扫荡”（1939—1943）

         摘要：抗战时期，日军集结重兵，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困笼梳篦”等战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疯狂“扫荡”。面对攻势，八路军灵活运用“内外线结合”战术，通过穿插迂回避实击虚、寻机歼敌；并主动发展“敌进我进”战略，挺进日军后方开展抗日工作，开辟游击根据地，有力反击并最终粉碎了日军“扫荡”，为抗战胜利筑牢了坚实基础。

《中外历史纲要（上）》（以下简称“纲要”）注重介绍中共抗战的历史意义。如何深化对这一时期中共抗战斗争的理解，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1941—1944年是日军对中共部队实施“扫荡”、中共展开反“扫荡”的关键时期。与正面战场相比，敌后战场实际牵制了半数以上日军与几乎全部伪军。实际上，中共部队指战员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不断创新并发展战术思想，屡次击退日军大规模“扫荡”，以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挺起了中国军民抗日的脊梁。深入阐释中共反“扫荡”作战的实践，不仅能进一步凸显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主战场地位，更能深化对中共在抗战中中流砥柱作用的认知。

一、八路军反“扫荡”：“穿插制敌”与"分散游击"

如何在保存实力同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是八路军面临的突出难题。实践中，八路军官兵逐步摸索出在山地、平原对抗日军“扫荡”的游击运动战术。

（一）避敌

1.迂回穿插。八路军迂回穿插，避日军主力锋芒，待其回撤后实施打击。精准情报工作使八路军常事前获悉日军动向，迅速转移。日军称，“敌以极巧妙之谍报机关，迅速察知我之企图，在我发起攻击前进之前，已退避潜伏，几乎归于空袭。”日军“扫荡”常集结各地兵力，反而使部分地方出现兵力空白，为八路军灵活转移提供便利。“因之敌人乃由各据点抽调兵力……（其）结果，我之回旋地区更大，兵力利于转移”。若与接战，则以一部牵制，掩护主力转移。以小部队“从正面或侧面杀伤敌人……迟滞敌人行动”。主力“适时地跳出敌人合击圈”。日军称，“敌由间隙逃逸，或于我包围完成前，敌已全数分散逃逸，故我军常毫无战果”。

需指出的是，日军多不习山地战。八路军回忆，在平型关战役中，“敌人不懂山地战术的特点，除以一小股兵力抢占了老爷庙外，大部分敌人始终挤在公路上挨打”。日军装备在山地难以发挥应有效果。“（日军）即使是机械化部队，或者骑兵，在……山岳丘陵地区是很难展开的。所以，它也得靠两只脚走。”“敌步兵……服装亦笨重，统着皮鞋，颇不惯爬山……因山地作战，敌步兵不会抢山，飞机大炮骑兵之作用均大大减少，甚至全失作用。”日军检讨五台作战（1939年5—6月）谈到，“日军的装备，无论个人，部队，均过于笨重”。

八路军灵活轻疾，日军“分进合击”战术在山地战中运用不及预期。日军坦言，“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总捕获”。五台作战中，“几乎未见有敌之影子，故并无战果”。百团大战“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日军战史记述，太行作战（1939年11—12月）中，“各讨伐队因地形险恶行动迟缓，不能捕获敌人”。“铁壁合围”“困笼梳篦”战术效果亦有限。日军1941年9月进攻山东博山中，“在作战期间几乎未能与敌（指中共——作者按）大部队遭遇”。日军战史记述，沁河作战（1941年9—10月）中：“共军……隐匿无踪，各队几乎均未遭遇敌人。”“对共军战果很小，未达预期成果。”日军坦言，“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

2.化整为零。在平原，日军机械化部队便于展开，可以实施“铁壁合围”“困笼梳篦”战术；迟至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才在冀中建立首个平原根据地，在平原开展游击运动战经验有限。这使八路军面临严峻挑战。不过很快，八路军即摸索出应对日军的战法。

实际上，日军“铁壁合围”圈常有间隙。鉴于此，八路军进一步将部队拆分为小单位，大胆穿插至敌后。“敌人的‘网’张得越大，空隙越多。……（部队）化整为零，穿隙插孔，破‘网’突围。”这有效避免遭日军围击。时人回忆，“部队呢，由营、团改成以连为单位的分散行动……部队采取这个办法，基本上没有受什么损失”。“部队分散活动，在敌人的小圈子里钻出去。……不会被敌人打烂……不是急躁的与敌人拼，故整个主力未受损失”。日军坦言，“对已分散为小单位，且以便衣实施游击战法之敌……以分进合击实施之讨伐，恰如以网眼大之拖网钓小鱼”。“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敌部队的机会却很少。”

若日军重兵来袭，难以短期脱困，则就地潜伏。在这一过程中，八路军创造出“人山”战术：发动群众，让部队分散在群众中，掩护潜伏，灵活转移。即“把广大的人民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时人回忆，“分散到农村里去，分散到老百姓家里去，就是给人家当儿子去。一个队差不多在一个村里”。“每一个地方都是在老百姓家过夜，走到哪个地方然后在哪个地方待着，都是老百姓给带路。……就是老百姓给你吃的。”群众热情为官兵提供帮助。时人回忆，“我们这些幸存者主要是靠冀中的老百姓……我们跑到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里面，也有地道，老百姓说没关系，你就在这里”。日军亦承认，“匪民分离，至为困难”，“表面摆出与我方合作态度，然暗自存在敌对工作，故我难以切断（敌之）人员、物资之移动、联络”。

需指出的是，日军不喜夜战，八路军多可于夜间转移。时人回忆，“一般说来，下午发生情况……如消灭不了，则应坚决固守之，只要坚持到夜间，在群众掩护的条件下，必会胜利突围”。故八路军常“避免日间与敌大部队作战，多利用夜间袭击敌人”。尤其是，中共根据地星罗棋布，日军兵力不足，无力同时对各根据地发起进攻，故八路军常得分散撤往邻近根据地。聂荣臻回忆，“冀南同冀中紧紧连在一起……把几个团撤向冀南……兜个圈子再返回来……敌人进行一次大‘扫荡’……要重新部署部队，需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刚陷冀中，不可能马上腾出手来，再对冀南搞这样一次大的‘扫荡’。待敌情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再打回冀中去”。若平原待不下去，则转移至山地。如冀中1942年5月遭日军“五一大扫荡”后，于6月分散撤往北岳、冀鲁边、太行。

因气候条件制约，日军“扫荡”多集中于春秋两季。“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9月到10月间。”且因兵力集结、物资转运、后勤补给等耗费巨大，故单次“扫荡”持续时长通常仅为一两个月。在晋绥，“敌人‘扫荡’的时间比较短，一般是一个来月就结束了”。在太行，“敌人抽兵‘扫荡’的规律，是由邻区抽来本区，由纵深抽到前沿，这是挖肉补疮的做法。……不能在‘扫荡’区停留两月之久”。在晋察冀，“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日军亦承认：“作战结束多返还原驻地，并未有实施彻底扫荡之兵力与时间。”

故八路军只需耐心与敌缠斗，待敌给养不足、疲敝不堪之际，自会因难以为继而撤退。“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敌人……不敢久待，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撤退了。他一撤退，我们部队就随着打。所以敌人‘扫荡’一次损失也相当大的。”

（二）制敌

1.穿插敌侧。在敌后敌众我寡情况下，若要打击、消灭敌人，“战术上应当保持以多胜少。……用小部牵制敌人的大部，而集中大部力量消灭其一小部分”。为此，八路军用兵多以侧翼包抄。尤其迂回至敌军侧背包抄、袭击，切断敌运输线，并以小部牵制，大部迂回，将敌各个击破。“主力要适时运动到敌人侧背后方，正面则以小股节节抗退……在敌之运动中间选择敌之弱点，集中主力歼灭其一路或数路。”在敌“分进合击”时，集中兵力先打击、歼灭较弱一路。“选定敌人外翼侧的弱的而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适时以一部跳至外线，打击敌人。“待敌合围圈缩小时，相机转出外线，乘敌扑空时打击敌之侧背。”内外线兵力配合御敌。“（内线部队）主力应首先选择击破敌人弱点的一路”，外线部队须与内线部队“协同动作，互相呼应，以使敌人腹背受击。”待敌撤退，趁机追击。日军战史记述，“敌巧妙回避我之追击……反击我纵队侧后方……又追击我之撤退，展开执着之游击行动”。日军深感难敌。“共军从正面不公然进入战场，而是经常从侧面或背后进行破坏……确属难于应付的一群对手。”“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剿灭极为困难。”

此打法常依托山地地形，因时制宜，屡获战果。刘伯承指出，日军“分进合击”，“在山地策应困难，我们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黄土岭一战，日军第2混成旅团号称“劲旅”，指挥官阿部规秀亦被认为是“俊才”和“山地战专家”。八路军以一部诱敌深入，主力依托山地从多个方向穿插、分割、合围日军。战斗中，阿部被击毙。“给予敌人一个教训，以后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再不敢深入山地‘扫荡’了。”即使日军发动“铁壁合围”“困笼梳篦”后，“在山地中，大部队仍然可以集结活动，还可以寻求机会打运动战。如果敌人个别大队伸进来，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它”。

2.集群歼散。一旦日军以小队分散“剔抉”，则各自势单力薄，常被八路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聂荣臻指出：“在第三阶段（即日军分散“剔抉”阶段——作者按）就不同了，有些部队集结争取主动，打击出击之敌，伏击其运输补给部队。”杨成武亦回忆：“在这反‘扫荡’的初期，我们一般都是以分散对付敌人的集中，使敌人的合击失去目标。要等敌人分散‘请剿’时，我们再以集中对付敌人的分散，即集中主力寻机打击分散‘清剿’之敌。”1943年秋晋察冀反“扫荡”中，“敌人……竟敢在清剿时分散成小股，甚至只有五六十人就敢在根据地村庄乱窜……进行破坏”。“（军区）很快就下达了命令：各分区除了一部分部队活动于中心区及沟外交通线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以外，应适当集结主力，坚决打击敌三百至五百以下的小股部队，迫使敌人缩小‘清剿’范围和缩短‘扫荡’时间！”日军战史记述，“（八路军）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

3.联动互援。日军拆东补西，进攻一地，必使对另一地封锁兵力大减，这让八路军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敌人虽然对我一定的地区可以进行极疯狂的扫荡，但在另一些地区，兵力又感不足，顾此失彼，于我军有可乘之机。”各根据地犬牙交错，日军进攻甲根据地，则乙、丙等临近根据地从侧后发起袭扰，予以牵制，如此各根据地互为掎角，使日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敌人在各条交通线上，都是脚跨两边，应付两面。而我们的各个区域，则互相衔接，如敌人进攻一区，其他区应积极在敌后活动，以牵制敌人，免被敌人各个击破，而达其分区‘扫荡’的目的。”1941年8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冀鲁豫和晋绥军区同时向敌发起猛攻，冀中军民也发动大规模破袭。敌遭重创，被迫自“扫荡”地区抽调部分兵力，转至外线。进攻北岳日军亦将2/3兵力约4万余众撤往战略要点与交通干线。1938年秋日军围攻晋察冀五台山区域，周边晋西北、晋东南、冀中、冀南八路军协同打击日军侧后，使围攻五台山日军腹背受击而败退。这让日军如鲠在喉，1942年5月4日“扫荡”冀中之际，日军情报机关指出，“冀西共产军之策应蠢动渐趋活跃，昨三日夜，以大军袭击唐县、满城北侧。……要一并注意冀中外部共产军之策应动向”。5月11日又提示，“要注意平西、冀东方面之策应蠢动”。

二、八路军开辟敌后新战场：“敌进我进”的确立与实施

在粉碎日军“扫荡”基础上，八路军发展战术思想，由“敌进我退”转为“敌进我进”，主动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逐步变被动为主动，为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奠定基础。

（一）日军后方空虚

敌进我进的重要背景是日军兵力匮乏，这始终是日军深陷的重大困境，在华北日军身上表现尤为突出。日军对此早有抱怨：“可判断其兵力如何之过少。（华北）兵力密度却最少，已呈奇异现象。”1942年是华北日军“扫荡”高峰期，亦是日本对美太平洋战争由攻转守的转折期。为应付对美作战，华北日军精锐不断被抽调至南洋，更令其兵力捉襟见肘。

从宏观视角看，中共在华北根据地星罗棋布，日军兵力有限，只能对个别重要根据地逐一发起“扫荡”。“敌兵力不够分配，只能对我实行分区扫荡清剿，不能同时向我全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即对我某个战略区发动扫荡清剿，亦须分区进行。”1942年10月冀南反“扫荡”中指出，“敌人兵力有限，不会同时‘扫荡’各个分区，只能顾此失彼，此紧彼松。”空间上，“敌人的‘扫荡’是不平衡的，对于各个地区来说，同时又是有间断性的”。时间上则呈现间歇性。“敌人对我之扫荡与清剿……其特点为此起彼落，此落彼起，具有很大的变化性。”各根据地交替承受攻势，日军虽取得一定战果，但终难以集中力量，逐个攻灭。

从微观视角看，日军每欲“扫荡”，必自后方他地调拨人马。“因敌兵力不足，为敌不能解除之弱点。经常表现在敌占广大地区，固守据点，需增加兵力时，得从各据点抽调。”1942年夏“扫荡”太行时，日军“抽空敌占区基干线上的机动兵力，甚至抽空其他地区的守备部队，如第三混成旅团由雁门调来，第四混成旅团由正太线调来，都在平汉线西侧作战”。“扫荡”中甚至出现：兵力一集中某地作战，另一作战地便显兵力匮乏，顾此失彼。日军战史记述，晋察冀“肃正”作战开始后，实施沁河作战兵力“就更感薄弱”。这一情况使日军后防常陷空虚。

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过程中，日军要求，“为保证大量机动讨伐兵力，固定配置之守备兵力应尽量减少”，以致前线用兵规模激增，纵深兵力薄弱。“日寇对于兵被抽空的地区，感觉据点无人守备，封锁沟、墙也无人巡查，即以少数日军甚至以其移民担任外围主要据点的防务，而以特务机关的督导官、间谍控制伪军、自卫团，敷衍门面。”“对我们‘扫荡’一般兵力是腹地密，边地稀，敌占区空虚。”“兵力不足，形成外强中干，各基本点线守备兵力均十分单薄。”日军文件亦提及，其维持“治安”的“警备队部署易有之缺陷”有“广大地域间并无重点，兵力分散，毫无为讨伐而出动之机动兵力，或极度集结兵力，形成其他重大弱点。……危险且距离远之地点，配置劣势兵力，授敌人以可乘之良机”。

日军的持续“扫荡”反而加剧其后方兵力匮乏。改善根据地困境的迫切需求与日军后方空虚的可乘之机，共同为“敌进我进”思想产生提供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从“敌进我退”到“敌进我进”

前述八路军粉碎“扫荡”战术源于“敌进我退”思想。这一思想出自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核心是在敌进攻时，主动撤退，以避锋芒，避免硬拼，保存实力，扰敌耗敌。但若一味墨守“敌进我退”，以致反“扫荡”作战多局限于根据地内部及周边，则八路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应敌态势。“如仅在几个区域中活动，不去釜底抽薪，实可能有被敌人紧缩一处、聚而歼之的危险。”且长此以往亦必使根据地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为此，有必要发展战术思想，主动挺进敌后。在反“扫荡”中，八路军认识到，有必要主动挺进敌后，将“敌进我退”推进至“敌进我进”。中共中央北方局1941年3月要求“深入敌后去开展敌占区工作”。当日军发动“扫荡”时，八路军主力分散成小部队，进攻、破袭日伪据点和交通线，迫其回援。

在此方针指导下，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深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据点，破坏敌交通，切断敌补给线，把战火引向敌占区，变敌后方为前线。为此，八路军组建游击集团，分两部，一部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另一部转移敌后，“抓紧敌人交通线，在其基本段上进行破袭……要察明敌人调动情形及其动态……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

1942年5—7月，日军发动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分散突围，跃进敌后。时人回忆：八路军直逼日军后方沦陷区县城，如无极、深泽、安平、安国等，“我们之所以敢向敌之大据点跟前走过，理由是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我中心区，而据点内敌兵力空虚。当我全团通过敌伪县城时，敌不敢向我袭扰”。第115师、山东军区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山东军民还发明“转山头”“钻空隙”等办法，在作战中巧妙摆脱日军围击。日军亦坦言：“（我军）小股兵力点状布于广阔地域，故对其捕捉极难。”7日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三）“到敌后之敌后去”

“由于兵力不足和分散，不能不利用伪军守备和夹杂以日军作战，这便给我很好争取与瓦解伪军的机会，与克复据点的条件。”八路军注意到这一点，决定趁此时机，进一步加大敌后政治、军事攻势。聂荣臻1942年9月提出“必须打到敌后之敌后去”口号。他指出：“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展开活动，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所谓“敌后之敌后”，其所指不仅是日军作战后方，更是日本殖民统治所及核心区，即沦陷区。这要求，八路军要“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

在此方针指导下，八路军进一步化整为零，以小部队突入敌后。八路军缩小编制。在山东，1942年11月“以团、营或连为单位，划分地区，分散活动，避免大部队过分集中”。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将部队分成104个小部队坚持斗争。在太行、太岳、冀南三地，就有近千个小部队在活动。这种小部队的袭击变成了当时反“扫荡”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主力军、地方基干武装都“分散地方化”，扶助民兵游击小组，“成为这一游击战组成的重大因素”，实现寓兵于民、藏兵于民、兵民合一。

八路军还组建精干武装工作团——武工队。“一个武工队50个人……武器很简单，轻机枪一挺，子弹筒一个，手榴弹、步枪等等。主要搞政治，就是行动的政府。”武工队的小规模优势使其得以在日军封锁线缝隙之间灵活穿梭，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抗日活动。“繁殖生根的便衣游击队，教他们以结合民众的游击法、除奸法、掌握情报法和在政治攻势中组织民众如何实行两面政策、反配给、反捉壮丁、反特务法、打击死心汉奸及对敌伪工作法。”武工队还于敌后开辟广阔根据地。1942年9月寨北会议后，晋察冀北岳区主力近半数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任务，派出武工队几十支，半年多内恢复和开辟村庄1600多个，其中多是小块游击或隐蔽根据地，极大扭转战争被动局面。

结语：

1939—1943年是抗战中日军“扫荡”与八路军反“扫荡”战术博弈、演变的关键阶段。对这一时期双方战术演变加以剖析，可窥见日军必然失败、八路军终将胜利的深层缘由。

（一）日军战术演变与败亡之因

毛泽东谈到，抗日战争“颇为特殊的一点”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日军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兵力不足；中国虽武器落后，却有辽阔国土与庞大人力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大规模游击运动战应运而生。这一战术是日军此前从未经历的，故而他们对此既陌生又难以适应。“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对日军而言，在军事典籍中既找不到关于这种作战的介绍，更没有现成的有效应对战术。在日军看来，华北是“没有战线的战场”。“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故日军只能结合中国战场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改进战术。

从“分进合击”到“铁壁合围”，日军战术与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军对红军“围剿”战术的演变颇有相似。与国民党军一样，日军亦认识到，八路军显著优势在于其强大机动能力，故若要歼灭之，必削弱其机动性，将其逼入困兽斗之绝境。多路围击难以有效应对八路军的游击运动战，故转而采取重兵围困，即“铁壁合围”“困笼梳篦”。此战术虽使八路军遭受一定损失，但因日军封锁线上仍有间隙，终究未能真正困住化整为零的八路军。事实上，“铁壁合围”仅在平原发挥一定效用，在山地效果较为有限。更重要的是，左右围困战成败的关键在于，一线部队前出突进时，后方纵深地带须有武装力量负责守备。但在此前“内战时敌之兵力多用于第一线，因有地主豪绅的社会基础，纵深不需配置多的兵力”。

而这一点恰是日军所不具备的。“因为日寇是侵略国家，是异民族，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过去敌人有豪绅地主做基础不同”，“今天敌人……遇到的困难是推进后纵深要分散兵力来防守，不然就要被我军控制或被我平毁”。前后方均需分兵驻守，更加剧日军兵力匮乏。“过去……对方……兵力占绝对优势。今天则敌人兵力不足……战线甚长，敌之据点愈多，兵力愈加分散，愈陷于被动”。同时，“敌人则是异民族，进行着野蛮的侵略战争，因之我们能获得民众拥护与掩蔽，在据点间隙中，可以穿插自如”。“今天到处都可以伸进敌后，条件比国内战争时要强得多”。

（二）中共战术演变与胜利之因

八路军游击运动战术核心原则之一是“内外线结合”。毛泽东道，“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由此产生我对敌的两种“反包围”，其一，“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其二，“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

在实际战术实践中，八路军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针对日军“扫荡”，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内外线结合”作战体系。一是穿插敌侧。敌大举来袭时，八路军以一部内线阻击，一部分散迂回至外线，对敌侧翼包抄，打击其交通线、运输线，内外线部队配合袭击敌部队，并集中兵力，歼灭小股敌军。二是穿越敌后。敌集结重兵封锁进袭时，八路军拆分部队、化整为零，组织小规模武装工作队，穿越封锁线，扰乱敌后。日军封锁线虽看似严密，但却无法阻挡八路军数人小队的渗透。凭借这一灵活突破方式，外线部队得以成功开辟敌后战线，并与内线部队配合，持续对敌实施打击。三是联动互援。八路军根据地“遍地开花”，互成犄角之势，彼此支援、配合。日军兵力匮乏，无力对所有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仅能集中力量针对部分重要根据地展开行动。当日军“扫荡”某一根据地时，该地便是内线，周边其他根据地作为外线，持续袭扰日军侧后，威胁其补给线，牵制其兵力，使其陷于腹背受敌，支援内线作战。若日军攻势猛烈，内线根据地面临较大压力，附近根据地配合内线实施兵力转移与物资疏散，确保有生力量得以保全。

八路军这一战术实则开辟了三个层次的“敌后”空间，即“战斗的敌后”“战线的敌后”“战区的敌后”。“内外线结合”战术精髓在于始终谋求在敌后创造第二战线、开辟第二战场，前后夹击来犯之敌，迫使其陷于首尾难顾之被动局面。仅就战术层面而言，正因如此，相对弱小的八路军才有与装备精良、兵力更强的日军“掰手腕”、展开缠斗之能力。既有效保存自身有生力量，又能最大限度歼灭日军部队。

内外线结合战术为八路军赢得敌后战场胜利奠定坚实基础。八路军武器装备虽与日军存在较大差距，但在游击运动战领域具有远胜于日军的战术素养。对八路军而言，游击运动战并非新鲜事物。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已与国民党军进行十年游击运动战。历经艰苦战斗的锤炼，全军指战员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但对一直接受西方近代军事教育的日军官兵而言，敌后战场的游击运动战是他们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极为陌生的作战模式。日军高级参谋井本熊男坦言：“华中、华南的作战，一般采用历来的用兵概念及方式进行，而相反在华北的作战，却逐渐改变了历来的用兵状况。”八路军既能化整为零，穿插迂回，突破日军合击封锁；亦能化零为整，合兵歼灭日军小股部队。日军时而苦于难寻八路军踪迹，时而又忧惧遭八路军袭击、聚歼。“因其兵力如集结过大，则易遭我适时分遣的消耗；如分散过小，则易遭我适时集结的消灭。日寇军中一句谚语：‘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虽然此前八路军平原游击运动战经验有限，但在全军指战员的不懈努力下，很快发展起一套包含地道战、麻雀战、武工队渗透等战术在内的平原作战体系，取得卓越战果。事实上，1939—1943年中共部队抗击日军人数占在华日军总人数的六七成。

敌后战场较量拼的不只是军事战力，更是民心向背。中共毅然肩负抗日救亡重任，始终践行群众路线，深切体察民众疾苦，因而赢得广大民众衷心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大力推进民众动员工作。“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为中共挺住并挫败日军屡次合击、封锁与“剔抉”奠定坚实基础。这一点连日军亦予以认同。“一般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敌方野战军，作战操典上也规定，‘军队主要任务在于战斗’，但这并不适于对中共作战的特殊性。在治安肃正作战中，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把握民心。”“仅以武力方面，难以实现根本之剿灭。”日军“扫荡”愈是频繁，愈是促进中共与民众的紧密联结。1943年后日军因忙于应对对美作战，对中共压力逐步缓解，八路军亦随之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在“内外线结合”“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勇于向外线突击、开辟根据地，再以内外协同发起总攻。这不仅为中共得以“积小胜为大胜”、挺住抗战难关并取得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其战术思想亦在此过程中实现跃升。值得一提的是，“敌进我进”战略在日后解放战争中亦有应用——如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筑牢了根基。

                                                                                    转载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