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华 饶祝源：论光武中兴

光武中兴，作为东汉历史的一个核心议题，在传统史家笔下不乏零碎的评议。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刘秀和东汉史的研究不断升温，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又得出了一些历史认识。然而，这一议题包含的内容丰富，可供选择的视角宽广，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综合以往的相关成果，以纵向考察为经，以横向剖析为纬，试对这一议题作出概括性论述。

两汉之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权更迭一再上演。汉哀帝玩弄“再受命”的把戏，根本不能阻止西汉王朝的衰亡。王莽取代汉朝，试图通过改制挽救社会危机，仅仅维持15年时间。绿林、赤眉推翻新朝，恢复汉室而又相互厮杀，也都迅速走向灭亡。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开启光武中兴的历程。

东汉政权的建立，虽然反映了“人心思汉”的社会诉求，却仍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刘秀作为这个政权的缔造者，原本“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穑”，后来游学于长安，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形成远大的人生目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反映出传统士子的人生追求，还谈不上做帝王的理想。舂陵起兵不同于绿林、赤眉起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政治目标。当时刘秀来到宛城，协助李通、李轶兄弟谋划起事，因为起事失败而逃回舂陵，加入反对新莽统治的队伍。

更始元年（23）正月，更始政权建立，刘秀被任命为太常偏将军，跻身九卿之列。这从个人的仕途来说，基本上实现了刘秀的初衷。同年六月，刘秀参与指挥昆阳之战，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更始政权内部树立了威望，为其后经略河北赢得了盛誉。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这一评论不错，但要说东汉政权的建立，则是刘秀经略河北以后的事情。刘秀是东汉政权的缔造者，而这一政权的建立有赖于刘秀集团的形成。

刘秀集团的形成，起始于更始元年十月，刘秀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破虏将军，代理大司马职权，前去镇慰河北州郡。当时有颍川冯异、铫期、王霸、祭遵、坚镡、臧宫等人随行，都被任用为属吏。冯异向刘秀建议说：“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采纳这一建议，派遣冯异和铫期“乘传抚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长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政，反汉官，申旧章”，受到当地吏民欢迎。这表明刘秀一行的做法，出自更始政权的使命，是在行使镇慰州郡的职能。

刘秀一行来到邺城，遇上追赶而来的邓禹。邓禹与刘秀密谈，着眼于天时与人事两方面，对比分析刘玄集团的缺陷和刘秀能够成功的因素，提出了一个经国方略，“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具体地说，要以河内为战略基地，出兵平定冀州，继而向北争取幽、并胡马之用，向东收获青、徐滨海之利，然后君临天下，则天下不难平定。这一方略触动了刘秀的心绪，开启了东汉政权的先声。东晋史家袁宏分析说：“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邓生杖策，深陈天人之会，举才任使，开拓帝王之略。当此之时，臣主欢然，以千载俄顷也。”这是表彰邓禹对东汉开国的贡献，应该说较为中肯。

然而，刘秀经略河北并不顺利，遭遇王郎政权追捕，一度陷入绝境。更始二年（24）正月，刘秀到达蓟城，城中发生骚乱，被迫南逃，幸得信都太守任光、和成太守邳彤等人支持，并有信都、和成两郡作为落脚点。在信都会议上，参与会者大都建议刘秀借助信都兵护送，返回长安。只有邳彤反驳说：“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刘秀接受邳彤的建议，决意不返回长安，开始组织军队，用以经略河北地区。

更始二年五月，经过邯郸之战，刘秀消灭王郎政权，在河北地区站稳脚跟。更始帝刘玄派遣侍御史黄党来到邯郸，封刘秀为萧王，但刘秀“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也即开始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在做出这一政治抉择之后，刘秀全力打击或收编各地流民武装，清除更始政权在河北地区的势力，如他亲自率军击破铜马、高湖、重连、大肜、青犊、尤来诸部流民武装，收编铜马诸部十余万人，派遣吴汉、耿弇征发幽州突骑，斩杀更始政权幽州牧苗曾、上谷太守韦顺、渔阳太守蔡充。这样一来，刘秀集团在近八个月内，就因经略河北而迅速崛起。

刘秀集团是一个以刘秀为核心、以复兴汉室为目标的政治组织，与当时存在的其他政权相比，既拥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又形成较强的军事实力。刘秀得到一批追随者如邓禹、冯异、朱祐、贾复、耿弇、寇恂、吴汉等人的辅佐，得到一些地方官员如信都太守任光、和成太守邳彤、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的配合，得到一些宗族势力如真定刘扬、巨鹿耿纯、刘植等人的支持，这些都成为东汉政权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

有了这些基本条件，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为刘秀集团的政治诉求，就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始三年（25）二月，刘秀率军到达安次，从河内传来冯异、寇恂反击更始政权洛阳守军获胜的消息，随从诸将计划拥立刘秀，马武率先进劝说：“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奈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刘秀当即斥责马武，但听说是诸将的意思，就让他告谕诸将，率军返回蓟城。四月，刘秀从蓟城南进，到达中山，诸将上奏说：“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这封奏疏劝说刘秀称帝，在于称道他的“武力”和“文德”，但说“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未免言过其实，被刘秀再次拒绝。等到达南平棘，诸将再次恳请刘秀称帝，刘秀仍不肯答应，耿纯进劝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这番话比较恳切，刘秀深受感动，答应考虑称帝之事。

更始三年六月，刘秀游学长安时的同窗强华带着《赤伏符》，从关中来到鄗县，献给刘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这三句谶语被解释为天意，诸将借此第三次上奏说：“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天神，以塞群望。”至此，刘秀认为自己称帝上应天意，下合人心，随即决定登基。在此前后四个月间，刘秀为建立东汉政权，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准备。

即便如此，后世学者论及东汉政权的合法性，仍对刘秀有所指责。如袁宏评论说：“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飨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这是囿于传统政治观念，指责刘秀受命于更始帝刘玄而未尽为臣之道，然就刘秀集团的政治诉求而论，这种指责不免昧于时势。

实际上，自王莽摄政以来，汉室宗亲反对王莽统治，都会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称作“汉氏中兴”。在这一复兴汉室过程中，最初有安众侯刘崇、严乡侯刘信、徐乡侯刘快起兵，但因为其势单力薄，很快被王莽镇压下去。其后更始政权建立，初步实现“汉氏中兴”，但在定都长安之后，更始帝刘玄的腐化堕落及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致使这个政权迅速崩溃，仅存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就被赤眉军灭亡。所以说，更始政权只是从新朝到东汉的一个过渡政权。

反观东汉政权的建立，既展示了刘秀的政治军事才能，也体现出刘秀集团的群体智慧。刘秀集团的形成是东汉政权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河北地方势力对刘秀的拥戴和支持则为东汉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东汉政权的建立作为刘秀经略河北的政治成果，开启了光武中兴的历程。

东汉政权建立之际，除了更始政权、建世政权之外，“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全国割据政权林立。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关键在于能否扫灭群雄，统一全国。刘秀为了统一全国，从建武元年（25）鄗南称帝，到建武十二年（36）成都之战，进行了长达12年的统一战争。这场战争在政治、战略、战术及特殊交往诸方面，都有一些值得剖析的历史经验。

在政治方面，刘秀做出重大军事部署，抑或评价战争得失，都能把政治放在首位，以彰显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建武二年（26）十一月，刘秀派遣偏将军冯异接替邓禹率军平定关中，亲自送行到河南，敕令嘱咐说：“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这是明确统一战争的宗旨，蕴含除乱安民的政治观念。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吴汉率军攻克成都，“纵兵大掠，取火燔烧”，刘秀得到报告，下诏斥责其副将刘尚：“城降，婴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尚宗室子孙，故尝更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于放麑啜羹之义，二者孰仁矣。失斩将吊民之义。”这是反对滥杀无辜的行为，体现吊民伐罪的战争理念。

从这一战争理念出发，刘秀统一指导战争，能够关注社会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特别是陇右、巴蜀之战前，屡次颁布诏令，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建武六年（30）五月，刘秀发动陇右之战，颁布诏令说：“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这道诏令的旨意，显然在于笼络陇右和关中地区的官吏和民众，为打击隗嚣政权创造有利条件。建武十一年（35）二月，刘秀发动成都之战，颁布诏令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八月，又颁布诏令说：“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十月，又颁布诏令，“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建武十二年二月，又颁布诏令，“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这些诏令禁止伤害奴婢，释放奴婢为庶人，体现浓厚的人文关怀，有助于争取民心，瓦解公孙述政权的社会基础。

在战略层面，刘秀注重预判战争形势，掌握战争主动权，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全面胜利。更始二年十二月，东汉政权建立之前，赤眉攻入函谷关，向关中进发，与更始政权相厮杀，更始帝刘玄派兵抵御。刘秀预料“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衅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尽管邓禹西征遭遇挫折，没有达成预期目标，但这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展现了刘秀过人的战略判断和决策能力。建武六年三月，刘秀发动陇右之战，采取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拉拢以窦融为首的河西五郡，分化瓦解陇右割据势力，甚至暂时承认“公孙皇帝”，尽可能地孤立隗嚣政权；一方面出动优势兵力，翻越陇山隘道，正面向陇右地区进攻。东汉军队虽然遭受挫败，但因为得到窦融的支援，对陇右构成两面夹击的有利态势，最终击破了隗嚣集团。建武十一年三月，继攻取陇右之后，刘秀发动成都之战，采取东西夹击、水陆并进的作战方略。东线由岑彭、臧宫等率军沿江向西进入巴蜀，北线由来歙、盖延、马成、刘尚等率军从陇西南下攻击武都、进逼成都。东线是攻取成家政权的主力部队，北线则起牵制和分散敌人的作用。其后岑彭遇刺，吴汉率军从巴郡沿江西上，经鱼涪津、武阳、广都直逼成都；臧宫率军沿涪水而上，经平曲、广汉、涪城、绵竹、繁县、郫县进逼成都，两军会师于成都城下，形成有力的合围之势，迅速消灭了成家政权。

在战术层面，刘秀和冯异、岑彭、吴汉、耿弇、来歙等指挥作战，都善于运用兵法，克敌制胜。建武三年（27）闰正月，赤眉十余万人退出关中，企图返回山东，刘秀亲率六军赶到宜阳，摆开战阵，等待赤眉，迫使建世帝刘盆子及丞相徐宣等人前来请降，献出所得汉朝传国玉玺。这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建武五年（29）十月，在临淄之战中，张步派其弟张蓝率领精兵2万人，驻守西安（位于今临淄西北）；又下令集合1万余人，防守临淄，两城相距40里。耿弇率军进至两城之间，得知西安城小而坚固，临淄名气大而易攻，就召集部将商议，确定5天后进攻西安。张蓝听到消息，日夜警戒防备。等到预定之日半夜，耿弇改令进兵，仅用半天时间攻克临淄，迫使张蓝撤离西安。这是所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建武六年十二月，在陇右之战中，冯异率军进抵栒邑，得知隗嚣的部将王元也来争夺此城，就下令急行军，悄悄开进栒邑，关闭城门，偃旗息鼓。行巡不了解此情，急速赶赴栒邑。冯异乘其不备，发起突击，一举大破行巡。这是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建武十一年八月，在成都之战中，岑彭率军越过江州，准备进攻成都，公孙述命令延岑、吕鲔、公孙恢等据守广汉和资中，加强成都以东的防御力量；又派遣侯丹领兵据守黄石，保障成都南侧的安全。鉴于这一军事部署，岑彭派遣护军杨翕和臧宫领兵沿涪水而上，进至平曲，牵制延岑诸部，而亲自率军沿都江而上，击破侯丹所部，然后急行军两千余里，攻取武阳，再派遣精锐骑兵驰袭广都，距离成都数十里。公孙述闻讯大惊，拿起手杖击地说：“是何神也！”这是所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诸如此类战术，在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实在是屡见不鲜。

在特殊交往方面，刘秀注重利用人际关系，招抚更始政权地方官员，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建武二年十一月，刘秀任命岑彭为征南大将军，负责征讨公孙述政权。建武五年三月，岑彭率军进驻津乡，开始经略江南地区，因为他与更始政权交州牧邓让交情深厚，就给邓让写信，陈述东汉朝廷的威望和恩德，又派偏将军屈充前去传布文告，颁行刘秀的诏令。在这样的情况下，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锡光等人，相继派遣使者向朝廷进贡，刘秀分封他们为列侯。这样一来，江南、岭南地区传檄而定，被纳入东汉王朝的版图。

综上所述，东汉统一战争的胜利，有赖于刘秀集团的群体智慧。刘秀不但全程指挥统一战争，还经常亲临前线，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三国时薛莹评论说：“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有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在东汉开国将领中，冯异、岑彭、吴汉、耿弇、来歙等统兵作战，都有优异的战绩。与彼时割据群雄相比较，刘秀集团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拥有显著的智力优势。

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兴盛往往有赖于国家的统一，但国家的统一并不必然导致王朝的兴盛，像秦、西晋和隋朝虽然完成国家的统一，却都是短命的王朝。建武十三年（37）是一个重要年份，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东汉王朝转入国家治理轨道。刘秀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加强制度建设，维护边疆稳定，促使东汉王朝持续发展。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汉之际长期战乱造成人口锐减，许多地方政府难以维系。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之后，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全国政区作出适当调整。建武六年六月，刘秀诏令司隶校尉、州牧分别核实所辖各部，开始裁并县和侯国，建武十三年二月，撤销西汉时九个诸侯国，直到建武二十年（44）十月，撤销五原郡，总计“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相应裁减一批机构和官吏。这虽然是被动的调整措施，却有助于舒缓财政困难。

在中枢机构方面，为了强化君主专制，刘秀重视尚书台的功能，增加尚书台的建制，组成一个新的尚书台。从官吏选拔、州郡考课、社会治安、土木工程，到朝会、祭祀和百官奏议，都由尚书台负责办理。尚书台虽非凌驾于三公之上，却因为直接隶属于皇帝，有效地削减三公的权力，在以三公为首的中央政府之外，演变成一个拥有实权的机构。这样一来，“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从而形成新的中枢格局。

在社会经济方面，东汉王朝从战时转入正常轨道之初，刘秀非常重视国情调查，尤其是全国土地和人口状况。建武十五年（39）六月，鉴于“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即要求地方政府重新统计人口和耕地面积。这项国情调查活动，直接触及地方官员和豪族的利益，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因此，刘秀采取镇压措施，严厉惩治一批不法官员，坚决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使这场骚乱得以平息。从总体情况来看，“度田令”得到严格的推行，获得完全的成功，从而稳定了东汉初年的政局。

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状况，刘秀屡次颁布诏令，改革币制，减免租赋，救助自然灾害。建武六年十二月，刘秀颁布诏令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根据这一诏令，农民负担的租税被降低2/3，实行三十税一制度。建武十六年（40），虎贲中郎将马援上奏朝廷，建议恢复西汉币制，铸造和使用五铢钱，得到刘秀同意，随即付诸实施，“天下赖其便”。建武二十二年（46）九月，南阳郡发生大地震，刘秀颁布诏令，“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这道诏令对全国抗震救灾，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建武二十六年（50）正月，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刘秀下诏调整俸禄标准，从大将军、三公到佐史，实行十六级薪金制度。“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即减少一千石以上官吏的俸禄，而增加六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这次俸禄制度缩小薪金标准的差距，有助于调动初级官吏的积极性。

在军事制度方面，东汉王朝统一之前处于战时状态，只能采用一种战时军事领导体制，如在大司马之外设置一批大将军职位。等到统一战争结束，作为国家治理的重头戏，军事领导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刘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裁减所有郡国兵，削减一批将军职位，撤销大将军职位，改大司马为太尉，相应限制太尉的职权，把从前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转变为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样就缩小了军事领导群体，集中了军事领导权力，达到了强化君主专制的目的。

在边疆治理方面，东汉初期的边疆地区生活着匈奴、乌桓、鲜卑、西南夷、越人等部族，针对不同地区的少数部族，刘秀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建武二十四年（48）十月，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东汉朝廷接受南匈奴归附。南匈奴单于的王庭设在西河郡，单于以下有诸部王协助管理部众。南匈奴移居塞内诸郡，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而东汉朝廷借助南匈奴抗击北匈奴，也减轻了北部边防的压力。对待乌桓，刘秀采取三项措施，包括分封乌桓首领，允许乌桓迁徙到塞内，重新设置乌桓校尉，全面恢复北部边郡，即从武力征伐到金爵笼络，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使乌桓协助朝廷抵御鲜卑，也维护了北部边疆的安全。

虽然处于边疆地区，但当中原战乱之际，西南夷、南蛮和越人同样经历了动荡剧变。东汉王朝统一之后，刘秀重视对西南夷和南蛮的治理，一方面镇压西南夷和南蛮暴动设置县治，一方面通过迁徙蛮夷渠帅和部众于内郡，册封西南夷和南蛮渠帅为王侯君长，加强制度管理，大体上维护了西南边疆的稳定。建武十六年，征侧、征贰姊妹率众攻打交阯郡，“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建武十八年（42）四月，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征讨交阯。经过一年时间，马援平息交阯暴动，奏请朝廷增设封溪、望海两县，并要求各郡县修筑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新汉之际，西域诸国与中原断绝关系，直到建武十四年（38），莎车、鄯善等国派遣使者来洛阳进贡，恢复与东汉朝廷交往；鄯善、焉耆等国派遣王子入侍朝廷，请求设置西域都护，但没有得到刘秀同意。建武二十二年（46），鄯善王上书汉朝廷，“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刘秀回复说：“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这样放弃经营西域，主要是因为东汉王朝亟待重建，基于中原本位的政治立场，从综合实力考虑而作出的一种被动选择。

在文化建设方面，刘秀本人喜欢读书，偏好学术，自东汉王朝建立伊始，就着手重建太学。建武五年十月，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决定在洛阳城开阳门外兴修太学。直到建武二十七年（51），建成太学讲堂。“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这样重视教育和学术事业，“不但学校大兴，结欢士民，并且提高全社会的文化，培植全社会的风俗，人文蔚起”，5使东汉文化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谓光武中兴，是对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实现统一和治理国家的总体评价。经过近二十年治理，东汉王朝人口稳步增长，耕地面积扩大，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秩序得到重建，边疆形势相对稳定，文化建设有所成就。人们评价这段历史，因为刘秀谥号“光武”，就称之为光武中兴。

当然，光武中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对东汉学术和思想产生负面影响；社会民生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引发百姓的强烈不满。建武三十年（54）二月，刘秀出巡东方，太尉赵憙、司空张纯等以为东汉开国三十载，建议举行封禅大典，但刘秀不同意，下诏回复时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说明他对待社会民生问题，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元二年（57）二月，刘秀临终留下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所谓“无益百姓”，未必是一句虚伪的套话，而应出自刘秀的自我省思。这种谦卑的政治姿态，实为历代帝王所罕见。

等到刘秀逝世，汉明帝颁布诏令说：“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鳏寡。”永平二年（59）正月，汉明帝在明堂祭祀刘秀，又颁布诏令说：“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所谓“先帝受命中兴”，即“光武中兴”一语的滥觞，作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政治评价，以诏令的形式确立刘秀的历史地位。

东汉王朝以降，光武中兴作为一种历史评价，在历代学者有许多解说。西晋史家司马彪评论光武中兴，与夏朝“少康中兴”相比较，认为刘秀“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于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至，孰能堪之？讨贼平乱，克复汉业，号称中兴，虽初兴者，无以加之矣。中国既定，柔远以德，爱慎人命，下及至贱，武功既备，抗文德，修经术，勋绩宏矣”，这是“少康中兴”所不能比拟。南宋政论家陈亮从经国方略的角度考察东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过程，评论光武中兴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举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这是与西周“宣王中兴”相比较，充分肯定了光武中兴的历史地位。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评议东汉历史，赞誉刘秀与光武中兴说：“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三代以下，唯汉绝而复兴，后世弗及焉”。这是传统时代对光武中兴的最佳评价。

综括而言，历代学者评价刘秀，总离不开中兴与开国话题，称刘秀为中兴之主，主要是就西汉王朝而言，强调东汉政权的承传性；称刘秀为开国之君，则是从东汉王朝而论，强调刘秀的历史创造性。光武中兴作为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实现统一和治理国家的总体评价，涵盖东汉初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透过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是光武中兴的开端，实现统一是光武中兴的关键，治理国家是光武中兴的根本所在，由此能够领悟一些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