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嘉 余义丰：完颜希尹与金宋和战——洪皓《使金上母书》发微

完颜希尹（生年不详—1140），女真名谷神，不同文献记载译名又作悟室、兀室或胡舍。此人文武双全，“深密多智”，跟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建立金国，并在灭辽伐宋的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又创制女真大字，历经金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出将入相，辅弼君主，是金前期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对此前辈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完颜希尹死于金熙宗天眷年间的政治斗争，前人亦有分析讨论，但在希尹的专权跋扈及对宋和战的主导权争夺问题上认识不足。其实，这是导致希尹与完颜宗磐、宗弼等权贵势力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揭露这一史事的文献记载乃是一篇不大起眼的洪皓《使金上母书》。

洪皓（1088—1155），北宋政和五年（1115）进士，宣和中任秀州司录，南宋建立后，建炎三年（1129）擢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奉命出使金朝，为金人扣留，因拒不出仕伪齐而被流放冷山，受完颜希尹拘管，备尝艰辛，忠贞不屈，暗中为南宋传递情报，直至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才被放归，于绍兴十三年（1143）返宋。关于洪皓的生平研究，最为详实的记载是其子洪适所撰洪皓行状《先君述》（以下简称《洪状》），此外还有洪皓留存的《鄱阳集》《松漠纪闻》以及其他零散的诗文资料。其中，有一篇洪皓撰于绍兴十年十一月的《使金上母书》，表达了他对老母的浓浓忧思和归国尽孝的热切期盼，里面有很大篇幅在讲述其陷金经历，许多内容成为后来洪适撰作《先君述》的史料来源。据今所见，洪皓《使金上母书》最早收录于明正德《饶州府志》，后又转载于清顺治、康熙、乾隆、同治朝的《乐平县志》及道光、同治《鄱阳县志》等地方志，还有洪氏族谱《敦煌郡清塘洪氏支谱》。同治年间，洪汝奎将现存四库辑本洪皓《鄱阳集》四卷收入《洪氏晦木斋丛书》刊刻，并增补《拾遗》一卷，收录《使金上母书》，其文本采自《鄱阳县志》，并参校《清塘洪氏支谱》。当代研究者征引这篇《使金上母书》，大多是笼统说明洪皓忠孝节义的家国情怀，有人也曾利用其中的片段记载论证相关史事，但都未能全面充分地发掘此文的史料价值，而且他们所引的文本皆为清代方志转录本或洪汝奎刻《鄱阳集·拾遗》本，存有不少文字讹误脱漏，不如明正德《饶州府志》本准确。实际上，洪皓因与完颜希尹的特殊关系，对金朝政治的记录是十分难得的一手史料，可信度极高，再结合其他宋金文献记载的佐证，可窥知金熙宗天眷年间完颜希尹的政治表现及其在对宋和战问题上的主导权争夺，从而更好地了解希尹的生死沉浮以及这一时期金宋关系的转折变化。下文将通过解析洪皓《使金上母书》（以下简称《洪书》）展开论述。

《洪书》全文的第一段谓“皓远违膝下，忽忽十二年，中间两大病，自谓必不起。天怜羁苦，偶幸再生，日夜忧愁娘娘年高，恐不及一见慈颜，以此痛心殆不堪处”，直陈对老母的无限思念。接下来的一千余字都是在讲述洪皓使金的经历，其称“皓自酉年闰八月至太原，明年十二月至云中，两处供给幸不阙”。“酉年”指南宋建炎三年己酉，是年五月洪皓奉旨“充大金通问使”，龚璹为副使，出使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女真名粘罕）军前，其北上行程受到淮泗军阀李成的阻挠，故直到闰八月才至太原，被金人留滞近一年，礼遇亦被削减，所幸供给不缺，至次年十二月方到云中，见到金帅宗翰，又因不愿任官于伪齐而触怒宗翰，被流放冷山。《洪书》遂言：“又明年五月，元帅晋王驱皓诣冷山悟室监军家，监军使皓教其子昭武。是行在途两月，跋涉四千里，冷山距金都（指金上京会宁府）二百五十里，其地苦寒，九月而雪，四月草始生。”此处“元帅晋王”指宗翰，“悟室监军”即时任元帅右监军的完颜希尹，洪皓于南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五月从云中前往四千里外的苦寒之地冷山，行程两月。冷山乃是完颜希尹家族的居地，洪皓在此受希尹拘管驱使，被命以教授希尹之子“昭武”，即指其长子昭武大将军把搭，但其实“悟室使诲其八子”，洪皓所教当不止一人。

《洪书》谓洪皓在冷山“十年中，受尽艰辛，不可胜说，衣着更不与，盛夏服粗布。随行使臣沈珍、兵士丘德、党超幸在，张福、柯辛已死”。《洪状》记洪皓流递冷山时“与假吏沈珍、隶卒丘德、党超、张福、柯辛俱”，然数年后已有张福、柯辛两人丧命，又述其艰辛之状曰：“或一年不给衣食，盛夏至衣粗布。番课四隶，采薪它山，尝久雪薪尽，至乞马矢煨面而食。”

紧接着《洪书》说道：“皓至冷山之明年春，元帅尝许南还，将行，监军父子坚不肯。比至草地，元帅虽怒，已无及，乃遣王侍郎回。三二年来，监军稍相信，前此见问南中事，皓不识其意，每每烦恼。”洪皓到冷山的第二年即绍兴二年（金天会十年），金帅宗翰有意与南宋议和，遂放已扣留多年的宋使王伦（即此“王侍郎”）归国传信，原本亦许洪皓南还，但完颜希尹父子坚决不肯放行，宗翰无奈，只好让王伦一人归宋。又过了两三年，希尹对洪皓的信任才有所增加，并尝问以有关对南宋用兵之事，“皓不识其意，每每烦恼”一句语焉不详，其实这在《洪状》中有较具体的解释，洪皓皆拂希尹之意，劝其戢兵，且放言“兵交使在，礼不当执”，惹得希尹大怒，这也暴露出“悟室锐欲吞中国”的野心。

《洪书》又提及“戌年金军过江，有虏到秀州人，后却到冷山，皓以秀事问之，虽知此州官吏并前期往华亭免遭俘掠，终不得端确，缘此忧恼成病”。“戌年”指建炎四年庚戌（金天会八年，1130），上年完颜宗弼（女真名兀朮，又写作兀术）率军渡江追击宋高宗赵构，迫使赵构乘船入海，远遁温、台，金军追之弗及，遂北撤，返程途中于建炎四年二月攻陷秀州，大肆掳掠。其中有一个被俘的秀州人也被发配到冷山，洪皓因其家人在秀州，故十分关切地向此人询问州事，闻秀州的主要官吏在战前已逃往华亭县，幸免于难，至于洪皓关心的家人下落则不得而知，遂“忧恼成病”，此当即前文所谓十年“中间两大病”之一。

接下来的内容是《洪书》最具史料价值的部分，涉及金熙宗朝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其云：“监军后除右丞相，不主和议，前年（指南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七月罢知兴中府。故宋、兖、鲁三王内外用事，欲割地以和。去年（指南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正月，复召悟室入，专权益甚。三王不胜忿，谋共除之，为二吏所告。七月三日，遂诛三王。”按金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熙宗完颜亶即位，年仅十七岁，金朝国政实际由其伯叔辈勋贵宗翰、宗幹、宗磐等人掌控。宗翰乃是女真建国前的国相撒改之子，宗幹系金太祖阿骨打的庶长子，宗磐则是金太宗吴乞买长子，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他们在天会十年发生过储嗣之争，后又妥协共同拥立完颜亶。故金熙宗即位后相继以三人为太保、太傅、太师，并领三省事，地位极为尊崇，三方为争夺朝政的控制权勾心斗角，完颜亶乘机利用各方矛盾，坐山观虎，甚至挑拨离间、推波助澜。他先以宗磐“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天会十三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以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完颜希尹神道碑》谓“帝既即位，罢宗磐尚书令，以为□□（太师），而相王（指希尹）任政”，可知完颜亶罢去宗磐的尚书令之职，金中央行政机构便由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希尹统领“任政”，《金史》本传亦载“希尹为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而希尹以及尚书左、右丞高庆裔、萧庆皆为宗翰派系的核心人物。《洪书》此处称悟室监军后“除右丞相”，当为“除左丞相”之误，这可能是在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字。

正因此时希尹主政，宗磐感到自己空居高位而失实权，故深恨希尹。《完颜希尹神道碑》即言：“宗磐知谋出于王，憾焉，至是交恶深矣。会东京留守宗儁、左副元帅挞懒来朝，皆党附宗磐，同力以挤王，出为兴中尹，宗儁代为左丞相。”《金史·熙宗纪》载天眷元年七月七日辛卯，“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即宗儁）来朝”，二人与“宗磐阴相党与”，合力排挤希尹，当时宗翰已死，结果是月十八日壬寅，左丞相希尹便被“罢为兴中尹”，与《洪书》谓“前年七月罢知兴中府”及《完颜希尹神道碑》所记吻合。随后十月，“以东京留守宗隽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封陈王”，代希尹执政。然不久，天眷二年正月，又“以左丞相宗隽为太保、领三省事，进封兖国王。兴中尹完颜希尹复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洪书》称“去年正月，复召悟室入”，即其事。在此期间，“宋、兖、鲁三王内外用事，欲割地以和”，指宋国王宗磐、兖国王宗隽在朝秉政，鲁国王挞懒（汉名昌）为左副元帅在外领军，三人相互勾结，大权独揽，骄恣跋扈，这时宗磐等人与其他派系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割河南、陕西地与宋的事件上。

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朝在挞懒的力主之下废伪齐，降封齐主刘豫为蜀王，并山东，至于对河南、陕西地的处置问题，金廷内部产生很大分歧。先是，当年正月何藓、范宁之使金返宋，带回了宋徽宗及其宁德皇后郑氏的死讯。二月，宋廷命王伦、高公绘充奉使大金国迎奉梓宫使副。四月临行前，宋高宗赵构让王伦给金左副元帅、鲁国王挞懒传话：“河南之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九月，王伦、高公绘在涿州见到金左、右副元帅挞懒、宗弼，“具言刘齐营私，民怨之状”，且“王伦求河南、陕西地于挞懒”，“时金人已定议废豫，颇纳其言”。十二月，王伦、高公绘归宋，“报议和之约”，称金国已准许放还宋徽宗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由此可知，在金废伪齐之前，挞懒已私下向宋使王伦许诺归还河南、陕西地。天眷元年七月，“挞懒朝京师，倡议以废齐旧地与宋”，得到其同党宗磐、宗隽的支持，熙宗完颜亶召集群臣廷议，宗幹、宗宪、完颜勗等反对者“争之不能得”，最终在宗磐一派的强势威压下，“竟执议以河南、陕西地与宋”，遣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通报南宋。在这场金廷争辩中，《金史》记载并没有提到完颜希尹的态度，唯《洪书》明确称希尹“不主和议”，应当也是反对还地与宋，这也很可能是他被宗磐等人排挤出中央朝廷改知兴中府的直接原因。

完颜希尹被外放后，宗磐等人仍欲赶尽杀绝，让人告发昔日希尹北征蒙古时“多私匿马牛羊”，金廷遣使审查，结果并不属实，告者伏诛，未能得逞，双方结怨愈深。因此，天眷二年正月希尹复相，《洪书》称其“专权益甚”，当指与宗磐、宗隽、挞懒争权，故导致“三王不胜忿，谋共除之”。

然未等宗磐、宗隽、挞懒三王除去希尹，三人反而以谋反被杀。《金史·熙宗纪》载天眷二年七月三日辛巳，“宋国王宗磐、兖国王宗隽谋反，伏诛”；十一日己丑，“以左副元帅挞懒为行台左丞相”；八月四日辛亥，“行台左丞相挞懒、翼王鹘懒及活离胡土、挞懒子斡带、乌达补谋反，伏诛”。知《洪书》谓“七月三日，遂诛三王”，有所不确，七月三日当诛宗磐、宗隽二王，挞懒则死于八月。

至于三王被杀的原因，《洪书》称“为二吏所告”，亦有相关佐证。《金史·王伦传》曰“宗磐、宗隽、挞懒皆以谋反属吏，熙宗诛宗磐、宗隽，以挞懒属尊，赦其死，以为行台尚书省事左丞相，夺其兵权”，随后又捕杀挞懒。所谓宗磐、宗隽、挞懒的“谋反”举动可能是为了清除完颜希尹等政敌的秘密谋划，三王嘱托其手下吏人执行，结果其“吏”事败被抓，遂告发其主，即“为二吏所告”。其中一“吏”史有明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绍兴九年七月己卯朔记云：“金主亶执其太师、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太保、领三省事、兖国王宗隽，滕王宗英，虞王宗伟。先是，郎君胡矢者谋反，下大理狱，事连宗磐等。会宗磐等以朔日入见，亶伏兵执之。辛巳，皆坐诛。” 此处“郎君胡矢”当即告发宗磐等人阴谋的“二吏”之一，《金史》译作“吴十”，《熙宗纪》见天眷二年六月“吴十谋反，伏诛”事，知《要录》的记载必有十分可靠的信息来源。整个宗磐、宗隽谋反案实由完颜希尹与太傅宗幹联手促成，而挞懒谋反案则由时已任都元帅的宗弼一手炮制。

金诏谕江南使张通古及副使萧哲于天眷元年十一月进入宋境，十二月至临安行在，言“割陕西、河南故地”，与宋议和，并许还徽宗梓宫、韦太后及其兄弟宗族，但在礼节上提出苛刻要求，欲令宋行臣礼。宋廷臣僚纷纷建言，称金朝还地恐有阴谋，包藏祸心，不当与金讲和，但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却力排众议，不惜屈己求和，受金国书，遂以韩肖胄、钱愐为大金奉表报谢使副，随张通古、萧哲一行使金回谢。次年正月，宋又命王伦“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蓝公佐为副使，出使金朝。三月，王伦一行至东京汴梁，与金右副元帅宗弼办理交割地界事宜，王伦任东京留守。六月，王伦、蓝公佐又自汴京赴金国议还徽宗梓宫、韦太后及其亲族等事。然而此时金朝发生内乱，之前力主还地与宋的宗磐、宗隽、挞懒皆因谋反被杀。王伦、蓝公佐此行顿生变数，先是至中山府“为金人所拘”，“闻金国内变，伦以下皆忧”，后被转送至祁州完颜宗弼的元帅府。

在金人的押送下，王伦、蓝公佐一行至金上京，《金史》记九月二十五日壬寅，“宋端明殿学士王伦、保信军节度使蓝公佐奉表乞归父丧”，十月四日见金主完颜亶于御林子。对于南宋方面的请求，“金主悉无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勘官，问伦：‘知挞懒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岂知有上国邪？’伦曰：‘比萧哲以国书来，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既就馆，金主复遣绍文谕伦曰：‘卿留云中已无还期，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痛斥王伦与挞懒勾结，且金有司详读南宋表文，指出文中“不书年，阅进奉状，称礼物不言职贡”，金遂拘押王伦不遣，只“遣其副蓝公佐归”。《洪书》谓天眷二年“九月王侍郎来，留肇州，遣其副回，索进奉及取投附人”，指的就是此次王伦、蓝公佐的出使。洪皓提到王伦被羁留在肇州，宋人记载王伦后又“迁之河间”。

洪皓还说金遣宋副使蓝公佐回，“索进奉及取投附人”，宋人记载蓝公佐南归“议岁贡、誓表、正朔、册命等事，且索河东、北士民之在南者”。其实，《洪书》下文有一段完颜希尹与洪皓的问答，其内容就是此番让蓝公佐返宋商议的具体条款：

悟室尝问岁币，皓答云：“契丹景德中虽有此例，缘山东、河北产丝蚕，其地今属金国，责之东南，恐不如数。金三千两，景德无之。”又问正朔，皓答云：“年号，本朝所自有。”悟室云：“南朝欲自用其年号，若表书来当用此间年号。”又问封册，皓答云：“此是虚名，不必较。”又问投附人还可得，皓答云：“昔东魏侯景以十三州投梁，有众十万，后败守寿春，才存数百。武帝欲以景易其侄渊明，景遂作乱，陷台城，弑二帝。景虽即灭，梁祚亦亡。监戒甚明，恐必不许，虽许，亦不肯来就死，徒成祸乱。”悟室曰：“我亦道不可得，大人云须得投附人，至若不至，自坏尔国家。”

希尹向洪皓询问欲令南宋输送岁币、奉金正朔、受金封册以及交还来自北方的投附人，洪皓皆予以辩驳，称不可行，而这些事项恰为金遣蓝公佐归宋所议之事。由此可知，希尹与洪皓这番问答的时间点正是宋使王伦、蓝公佐至金上京议和之时，希尹时任尚书左丞相主政，他提到的“大人”乃指金熙宗完颜亶，当时宗磐、宗隽、挞懒一派势力虽已被铲除，但河南、陕西地已然交割给了南宋，所以此次与宋谈判，应是在之前和约的基础上金方进一步提出要求，即“岁贡、誓表、正朔、册命等事，且索河东、北士民之在南者”。希尹谓“大人云须得投附人”，并威吓若不至将发兵，说明完颜亶力主对宋施压，而具体的谈判事宜则由希尹操持。

《洪书》继云：“久之，（悟室）谓皓曰：‘随我到济州看春水，尔是直性人，言语朴实，与我言合，将尔去与大人商议。我约蓝公佐四月间到来，若两三桩事从得，使尔归国商量。’遂以三月半到济州，四月四日回冷山。”洪皓在完颜希尹家寄居十年，教授其子，逐渐取得了希尹的信任和好感，特别是洪皓的率真性格和直言不讳为希尹所敬重，故希尹主动表示要带洪皓去济州看春水捺钵。按济州原为黄龙府，天眷二年刚改名，三年初金熙宗完颜亶即到济州行春捺钵，希尹带洪皓前往，让他面见金主，商谈与宋和议之事，并许诺已与蓝公佐约定四月间再来使金复命，届时只要南宋答应所议事项中的两三桩，便可放洪皓归国，可证希尹主导了这次与宋和议。然而从《洪书》叙述来看，此事当未成，洪皓三月半至济州，过了半月，四月四日又回到冷山，但仅“居八日，悟室又云：‘更随我到燕京。’”希尹为何急忙要带洪皓前去燕京呢？这是由于当时宋金局势的突变。

蓝公佐于天眷二年十二月回到南宋，奏报金人要求“议岁贡、誓表、正朔、册命等事，且索河东、北士民之在南者”，立即引发宋廷哗然，朝臣纷纷上书反对和议，备战抗金，如“右正言陈渊入对言：‘自公佐之归，闻金人尽诛往日主议之人，且悔前约，以此重有要索。臣谓和战二策，不可偏执。’”宋高宗赵构对金人的变本加厉亦颇恼怒，遂对陈渊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执，自当以战为主。”表明了与金对抗的立场，遂于次年正月另遣莫将、韩恕充迎护梓宫奉迎两宫使副，使金回复。

莫将、韩恕一行四月至金廷，金人“所陈目事，靡所遵承，袭旧爵以自如，略王正而不用，愿辞封建，拒进誓章”。金熙宗完颜亶大怒，遂扣押宋使，断绝和议，于四月二十三日丁卯御驾启程亲往燕京；五月三日丙子，“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命都元帅宗弼以兵自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合出河中趋陕西”。《洪书》即写道：“及闻莫将北来，所请皆不从，大怒，起兵向河南。”金朝的这一出兵决策，完颜希尹应是当事人，所以他急忙让洪皓准备随己往燕京，《洪书》记“以（四月）二十三日起，五月初到草地”，其出发时间恰与完颜亶“如燕京”相同，说明希尹、洪皓当随完颜亶的御驾同行，其路线是先于五月初到北边山后草地的捺钵过夏避暑，待入秋再至燕京。

洪皓对宋廷全盘拒绝金人的和议条款存有异议，他在《洪书》中说：“朝廷既无素备，其银绢礼数合入商量，乃一切峻却，遂至交锋。”意谓南宋并未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给金朝的银绢岁币和双方礼数其实都可以商量，毕竟以前宋辽澶渊之盟就有过先例，但如今朝廷全部回绝，导致宋金两国交战。不过未曾料想，宋军的抵抗取得节节胜利，六月刘锜先获顺昌大捷，七月岳飞又大败金军于郾城，给金人造成很大震撼，《洪书》谓“及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眼看宋军形势大好，但此时宋廷却令岳飞班师，致使功亏一篑，《洪书》称“未几，而岳帅军回，吴璘兵大败，河南、关西故地一朝复尽得”，即指河南、陕西地为金国复取。洪皓对此感到十分痛惜，这一情感在《洪书》中表露无遗：“虽顺昌军捷，岳帅众集，忽报班还，何补何补！使臣履危受辱不足惜，当念上皇神柩久寓遐荒，太后年高宁不思国，宗室困辱不忍说，生灵转徙何时休，息谓宜权以济事，况为亲屈所当容忍。”

《洪书》接着交代“八月十八日，皓与宇文相公先入燕，至九月七日而车驾入”。此处“宇文相公”指的是宇文虚中，他本为宋人，于南宋建炎二年使金被留，其后受金朝官爵，洪皓鄙之，然此次二人先于八月十八日入燕，金熙宗完颜亶的车驾则晚至九月七日抵达燕京，这一日期与《金史·熙宗纪》所记同。完颜希尹这一路皆伴君左右，《完颜希尹神道碑》云：“天眷中，车驾幸燕，帝当服衮冕、乘玉辂以入。后欲共载，王不可曰：‘法驾所以示礼四方，在礼无帝后同辂者。’后藏怒未有以发。”此次幸燕当即指金天眷三年九月，希尹当众阻拦皇后裴满氏同乘熙宗完颜亶之玉辂，说明他随侍君前，不过他也因此遭到熙宗和皇后的忌恨，很快便要夺去他的性命。

《洪书》其后是一段有关宇文虚中的叙述：“宇文去冬教悟室子孙，因此遂为谋画，每屏人私语至夜分，悟室问：‘江南如何可取？’宇文云：‘先取四川，顺流而下。’宇文前此已知贡举，及充规画三省使，建官制礼凡百与议。今有男女二人，自云南中一子是过房，一女是庶出，老年无亲，惟此二子。自与悟室商议，换授光禄大夫、翰林学士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礼仪。以此欲得皓亦换官，庶几朝廷知得例换。”据此可知，天眷二年宇文虚中曾一度被完颜希尹延聘教授其子孙，故与希尹关系密切，两人常私相谋划，希尹甚至问宇文虚中取江南之策，可见他在主持与宋和议的同时，也蕴藏着将来欲灭南宋以成一统的战略目标。洪皓称宇文虚中在金朝“知贡举”，“充规画三省使”帮助金人“建官制礼”，虚中又因得完颜希尹赏识，“换授光禄大夫、翰林学士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礼仪”，他又试图诱使洪皓亦得换官仕金。此事在《洪状》中也有所记载：“宇文虚中既换虏官，欲扳先君分谴，乃力荐于虏庭，换先君为翰林直学士，力辞获免。虚中为详定礼仪使，始造赦，其文复及换授。”《金史·宇文虚中传》云：“朝廷方议礼制度，颇爱虚中有才艺，加以官爵，虚中即受之，与韩昉辈俱掌词命。……天眷间，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卿，封河内郡开国公。书《太祖睿德神功碑》，进阶金紫光禄大夫。”金人石琚亦言“宇文虚中定礼仪”，皆可印证洪皓的记载。宇文虚中之所以要给洪皓换授职官，是因为按当时金人规定，若接受金朝职官，或“虽未换官，曾被任使者，永不可归”，故洪皓坚决不肯，以求保有将来归国的希望。洪皓又提到宇文虚中“老年无亲”，唯“有男女二人”，自称“南中一子是过房”，此人名师瑗，当时尚在南宋，居福州奉养其母黎氏，即虚中原配，而另一庶出之女，大概是虚中陷金后所生。“绍兴和议”之后，宗弼向南宋索取虚中家属，宋廷才将黎氏及师瑗送去北方，与虚中团聚。

紧接着《洪书》云：“九月二十二日，悟室父子八人同右丞相萧庆父子四人皆绞死，城外焚之，为其跋扈擅命也。”《金史·熙宗纪》载天眷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癸亥，“杀左丞相完颜希尹、右丞萧庆及希尹子昭武大将军把搭、符宝郎漫带”，两者记事相合，萧庆时任尚书右丞，《洪书》作“右丞相”，稍有不确，或为传抄衍误，此外希尹父子被害的人数有所出入。关于完颜希尹之死的原委，前人已有所讨论，陈相伟将其归因于金熙宗完颜亶的猜忌以及希尹与皇后裴满氏、都元帅宗弼的矛盾，其结论大体不误，然尚可根据《洪书》补论一些细节问题。庞志国则从金宋关系的角度切入，认为希尹起初与宗弼的想法一致，皆欲侵吞中原，但随着金宋战争双方实力的消长，希尹受到洪皓的劝阻，对南侵的态度有所转变，遂与宗弼的矛盾日益激化，加之完颜亶也要除掉阻挠南侵的权臣希尹，结果便是希尹被杀，这一看法实有误解。庞文引《宋史·洪皓传》所载“悟室锐欲南侵，曰：‘孰谓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皓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称希尹表示赞同，这是导致其转变侵宋态度的重要原因。然上文已指出，《洪书》提到洪皓在冷山十年间，希尹多次见他“问南中事”，他的回答每每拂希尹之意，劝其戢兵，惹怒希尹，《洪状》即详言：“先君辱于悟室十年，多为诗文以讽，皆忧国伤时语。悟室尝得献取蜀策，持以问先君，先君历陈古事梗之。悟室锐欲吞中国，曰：‘孰谓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先君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岂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数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国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儿，兵交使在，礼不当执。悟室或应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谓我不能杀汝耶？’”《宋史·洪皓传》的记载即源于此，可知希尹实未听取洪皓之言，且据《洪状》上下文此事当发生在洪皓至冷山后的几年中，并非针对天眷二、三年间的金宋和战问题而言，因此庞文的论断并不可靠。

实际上，完颜希尹被杀的主要原因，据《洪书》交代，“为其跋扈擅命”。按洪皓跟随希尹十年，虽未出仕，却常被咨询政事，与希尹颇为亲密，所以他的观察记录有很高的可信度。如上所述，希尹在天眷二年正月复为尚书左丞相后“专权益甚”，七、八月又铲除了宗磐、宗隽、挞懒一派势力，希尹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熙宗完颜亶一面给予其“诏书不名、肩舆升殿”的崇高礼遇，另一方面心中又“畏其智数，深切忌之”。最后杀希尹及其同党萧庆时所颁《诛兀室、萧庆诏》明言：“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陈王希尹，猥以军旅之劳，浸备宰辅，阴愎险忍，出其天资，蔑视同僚，事辄异论。……至乃未禀诏谕，遽先指陈，或托旨以宣行，每作威而专恣，密植党与，肆为诞谩。……心在无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希尹的主要罪状就是“跋扈擅命”、专权结党，入燕之后又有非分之念。

其次需要特别申说的是，完颜希尹与宗弼的矛盾焦点并非侵宋的立场不同，而是两人在金宋和战问题上的主导权之争。天眷三年五月金朝诏令都元帅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七月随着岳飞班师退兵，金军全面占领河南地，“宗弼遣使奏河南、陕西捷”。随后，宗弼从对宋作战的前线回朝，《金史·熙宗纪》载九月一日壬寅朔，“宗弼来朝”；十九日庚申，“宗弼还军中”；九月二十二日癸亥，希尹、萧庆即被诛。《宗弼传》记云：“宗弼入朝，是时，上幸燕京，宗弼见于行在所。居再旬，宗弼还军，上起立酌酒饮之，赐以甲冑弓矢及马二匹。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此次宗弼入朝，后又去而复返，随即希尹被诛，两者之间存有直接关联。前人研究都会征引《完颜希尹神道碑》的记载以说明宗弼与希尹因酒生隙：“都元帅宗弼与王因酒有隙，方辞，还军中。帝夜遣使召至，谕之曰：‘希尹尝有奸状。’又召明肃（指宗幹）谕以王罪，明肃谏曰：‘希尹自太祖朝立功，且援立陛下，亦与有力，愿加圣念。’帝怒甚，至拔剑斥之。明日，诏并其二子赐死，诸孙获宥。”关于此事更详细的记载见于苗耀《神麓记》：

初，兀术往祁州元帅府。朝辞既毕，众官饯于燕都檀州门里兀术甲第。夜阑酒酣，皆各归，唯悟室独留嗜酒，啮兀术首曰：“尔鼠辈，岂容我啮哉！汝之军马，能有几何？天下之兵皆我也。”言语相及，兀术佯醉如厕，急走，骑告秦国王宗幹云：“兄援我。”秦国王与悟室从来胶漆，及谋诛鲁、宋之后，情转相好，遂言遮语护之：“悟室实有酒，岂可信哉！”兀术出。次早，以辞皇后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款奏帝尔。”兀术遂行。后具此语白东昏（指金熙宗完颜亶），使兀术亲弟燕京留守纪王阿鲁，追兀术至良乡，及之。回，兀术至，密奏。帝曰：“朕欲诛老贼久矣，奈秦国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后沿路险阻处，今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以我骨肉不附己者，必诬而去之，自任其腹心于要务之权，此奸状之萌，惟尊叔自裁之。”是夜，诈称有密诏，入兀室所居宅第，执而数之，赐死，同男卧鲁源、南撒瀛、虚哥濛、铁哥滋四子遇害，右丞萧庆并子男亦被诛。

苗耀《神麓记》此书多有源自金朝方面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颇高。此处记宗弼朝辞后在饯行宴上，希尹酒后口出狂言“天下之兵皆我”云云，遂生嫌隙，宗弼连夜告知秦国王宗幹，宗幹因与希尹相善，有意回护，次日宗弼向皇后裴满氏告状，皇后本就与希尹有过节，于是又向熙宗完颜亶告密，完颜亶急忙召回宗弼，与之密谋诛希尹。《诛兀室、萧庆诏》中亦有“日者师臣（即指宗弼）密奏，奸状已萌”之语。从这些史料来看，希尹被杀的缘起是他与宗弼因酒生隙，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导火索，两人的矛盾并非如此简单。

其实，早在天眷二年八月诛挞懒之后，宗弼就有南下攻宋之意。当时身陷金朝的张汇就得到消息归宋报信，《要录》载：

（绍兴十年正月）初，兖人张汇从其父行正守官保州，陷敌不能归。至是闻元帅府主管汉儿文字蔡松年言敌有渝盟意，遂与燕人王晖、开封刘炎谋，夜自新乡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敌情利害，大略以为：“……兀术已有南犯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时，反被敌乘而先之。”

张汇从金元帅府主管汉儿文字蔡松年处得到宗弼将南犯的消息应当是准确的，不过当时希尹正主持与宋和议，所以宗弼并未动兵，直至次年四月谈判破裂，才于五月令宗弼复取河南、陕西地，在这过程中，宗弼一直受制于希尹。从上文所述希尹曾询问宇文虚中取江南之策来看，希尹也有扩大战事进一步侵吞南宋的打算，这本与宗弼的目标相同，但这意味着对宋战争的主导权将掌握在希尹之手。由于希尹专权跋扈已久，所以酒后言语中表露出对宗弼的不齿和“天下之兵皆我”有的狂妄，恐怕这才是激怒宗弼和熙宗完颜亶的真正原因。是故诛杀希尹，宗弼取而代之，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还军后立即“进伐淮南”，次年（皇统元年，1141）五月“宗弼请伐江南，从之”，七月“以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如故”，集金朝内外军政大权于一身，“遂伐江南”，后又与宋达成“绍兴和议”。可见对宋和战的主导权问题乃是希尹与宗弼权力斗争的一大焦点，也是导致希尹之死的重要原因。

完颜希尹的死并没有牵连与之有着紧密联系的洪皓，其原因《洪状》有所交代：“到燕一月，越王兀术族悟室，党与坐死数百千人。独先君故与持论，身几死数矣，兀术知之，故得免。”由于洪皓平日常发表与希尹不同的政见，数次惹恼希尹，差点被杀，宗弼知悉这一情况，于是放免洪皓。《洪书》随后说：“皓虽失倚托，幸免换官，亦未敢理会请受，且教二童为饘粥之资。近又闻例有换授，拟皓朝散郎、翰林直学士，皓自闻换授，日夜号恸。有昭烈大将军者，晋国之弟，从前相爱，闻此见怜，遂同晋国之子见平章相公，诉母老累，重乞免换授，虽已见许，未知其他宰执如何，更旬日间可决也。”意思是洪皓尽管失去了完颜希尹这座靠山，但也因此被免换官，洪皓本就不想仕金，故乐得其所，没有主动请受官职，只要能教授孩童糊口即可。然近来听闻金朝又要给他换官，拟授朝散郎、翰林直学士，洪皓甚为哀伤。这时“有昭烈大将军者”为晋国王宗翰之弟，此人当为完颜宗宪，怜悯洪皓，于是与宗翰之子，当为参知政事泻里孛，一同见“平章相公”，应指平章政事完颜奕，诉说洪皓之母“老累”，乞请免予换授，以便他将来有南归的机会。完颜奕表示应允，但此事还要看其他宰执的意见，仍需旬日方可定。

《洪书》最后说：“娘已年高，宁不因皓重添忧恼，然为国忘身，自古有之，无可奈何，所愿免得换授，将来和定，须可图归，万一不免，与老小长诀矣。临纸抆泪，悲不自胜，申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十一月晦日男皓百拜。”表达了洪皓忠孝难两全的复杂心情，并希望自己在金免得换授，希冀宋金议和之后能被放归国，但同时他也做好了与家人老小诀别的心理准备，故“悲不自胜”。所幸此后“绍兴和议”成，皇统二年（1142）八月，金熙宗完颜亶下诏放洪皓及另外两位被长期羁留的宋使朱弁、张邵归宋，次年六月三人历经艰险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宋故土。

综上所述，洪皓《使金上母书》并不仅是一封单纯表达思母之情的家书，同时也是一份重要的金朝军政情报。据《洪状》记载，完颜希尹死后，洪皓居留燕京，“燕人重先君执节，争持酒食相劳苦。先君间行廛市，物色谍者，得赵德，书机事数万言，藏故絮中以归，曰：‘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虽再躏河南，后必更成。’具以悟室问答语并两宫诸王主所居报上。是岁，绍兴十年也”。洪皓通过间谍赵德向南宋传递了数万言的机事情报，这封《洪书》想必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它套上了一层“上母家书”的外衣，这或许也是洪皓的有意伪装。这篇文献的史料价值除记述洪皓个人陷金经历之外，还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完颜希尹在金熙宗天眷年间的政治沉浮，反映出金廷在对宋和战问题上的主导权之争，从而有助于探究这一时期金朝内部的政争和宋金关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