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重审蔡元培倡设社会教育司之意义

1912年4月21日，赴南京组阁成功的唐绍仪率领各部部长齐集总统府，国务院宣告成立，各部也开始招兵买马，接收旧机构，紧锣密鼓为开署办公做筹备。新旧交接，各官署的旧司员如何处置，成为摆在各部长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交通部总长施肇基、农林部总长宋教仁等主张“考试一次，以定去留”不同，“蔡元培君不以为然，谓旧司员不少品端学粹之人，若必待考而后用，恐稍具崖岸者，洗耳而走矣。量其才而用之，既用之后，不能称职,退之可也，安用考试焉”。蔡氏此举，给进退维谷的次长范源濂留下足够回旋余地：“教育部成立，仅留旧学部十八人，接收各司事务，其原有各司司长均未与名。兹闻此次所派接收人员，系由范次长所指定。范本学部旧人，与各司司长多系旧日同事，碍于情面，不便于此时指派，俟新部组成之后，范君仍据于学部旧人中，择留数人，以资臂助，并闻蔡总长对于此意，亦极表赞成云。”蔡元培曾回忆教育部人员来源：“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不同党派的总长次长之间的隔膜迅速消融。

4月24日，蔡元培以教育部总长身份发布《接收前清学部谕示》，谕令本月26日上午10时办理接收，公布担任接收学部各司署事务的18名人员，均为教育部在北京初成立时进部任职的司员，其中有8人为晚清学部的员外郎或主事，要求该员等自接收之日起，即应按日到署，各司其责，俟本部组织成立，再侯本总长分别委任职务。如此布局，源于“范在学部最久，于该部情形极为熟悉，以及前有司员之贤否勤惰，无不周知”。与蔡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交通部施总长因考试录事大加淘汰旧员，结果“所留用及调用人员，又不能尽孚众望，故被裁各司员联络录事，群起反对”。蔡氏的稳健布局，使得接收工作平稳过渡。

在容纳旧司员的同时，蔡元培频发电报，诚邀旧雨新知北上，共襄教育大业，社会教育司的人选更是上心。1912年4月22日致电夏曾佑、袁希涛、蒋维乔、许寿裳、周树人、王云五、许季上等人，称“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次日，致电伍崇学、伍博纯、王懋德等人前来，4月27日，四封电报齐发，其中一封便是再邀夏曾佑北上，对这位前礼部主事、同乡、同年、同事（商务印书馆）用语颇为谦恭：“教育部待公来，始得完全组织，请速命驾”，从“完全组织”一词可见，社会教育司在蔡氏心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当蔡元培电调夏曾佑迅即来京助力之时，《民立报》作简短一语，“秘书长一席，总长最属意于夏曾佑，司长则袁观澜马隣翼陈应忠董鸿祎皆有望焉”。从侧面说明了蔡元培对夏氏的推重。

蔡元培在北京运筹帷幄的同时，深得蔡氏赏识的伍博纯在同乡王章祜助力下，征得唐文治、黄炎培、王正廷、沈恩孚、袁希涛等38人为发起人，蔡元培、宋教仁、吴稚晖、熊希龄等36人为赞成人，于1912年4月28日在上海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借江苏教育总会之址成立事务所，伍博纯当选事务所主任。该会以“研究通俗教育实施方法，为普通人民灌输常识、培养公德，并启发有关社会教育各事物”为宗旨，《通俗教育研究会征求同志宣言》中称“是以聚多数知识能力缺乏之人，任多数之建设事业，欲其不致操刀伤手，踰墙折足，要当以通俗教育为唯一之急务”。该会虽名为民间团体，但从其会议纪要中可知其组织本旨：“以民国虽经成立，而国民常识缺乏，危险万状，亟应促进国民程度，收革新之实效”，教育部虽在官制上特设社会教育司，实力督促进行，“但事属创始，行政机关提倡于上，又宜有社会教育机关鼓吹于下，庶几上下相应，影响易于发展。而关于社会教育事项及提倡设施方法，必先详加讨究，以期推行尽利”。由此，通俗教育会应运而生，着力探究“通俗”的社会教育事项和方法。时人亦极力宣传该会的价值，“抑尤有进者，从事于社会教育，其道有三。私人行之，一也；联合团体，二也；国家提倡，三也。此三者宜并行之，互相补助，收效乃弘”。文中的“联合团体”即通俗教育研究会。

在蔡元培“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下，教育部部员集结完毕。1912年5月3日，大总统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命令，夏曾佑与袁希涛、林棨被任命为教育部司长，夏氏正式职掌社会教育司。此时的教育部，外界风评颇高，“新旧杂用，分司办事，已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廉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5月9日，社会教育司三科人选框定，第一科沈彭年，科员樊炳清、冀贡泉；第二科周树人、胡朝梁、许丹、游洪度，第三科伍达、王章祜、齐宗颐、徐协贞。伍博纯就职社会教育司后，通俗教育研究会事务所随即由上海迁至京师，假教育部而设，为了扩大该会影响，伍氏借各种契机扩充会员，大总统袁世凯成为该社的名誉会员。7月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举行期间，黄炎培、沈叔逵、伍博纯等人游说并推举临时教育会议副议长张伯苓为主席，使得通俗教育被列入会议重要议题，邀请与会代表广泛参与讨论，与会的鲁迅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语气极为不屑，但从另外一个侧面却说明了通俗教育会讨论的热烈。1912年8月6日的《鲁迅日记》中记载：“伍博纯来劝入通俗教育研究会甚力，却之不得，遂允之。”狷介如鲁迅者，亦未能抵抗伍达的热情，成为该会会员。

1912年8月26日，蔡元培去职月余后，因礼俗宗教被调至内务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调整为两科，教育部颁发命令，委任周树人为第一科科长，王章祜为第二科科长。1914年社会教育司曾短暂恢复过三科设置，但很快裁撤。蔡元培掌部时间虽仅有数月，但就社会教育司来讲，其选聘的司员却主导了整个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段，正值中国政治、社会乃至文化激烈变革之际，共和取代帝制、鞠躬取代叩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府院之争、军阀角逐……教育总长亦如走马灯一样，甚至席不暇暖，先后更换38人次。但在“你方歌罢我登场”的纷纷攘攘中，社会教育司只有一次司长变更——夏曾佑1915年转任京师图书馆馆长，高步瀛接任司长，履职至1927年年初才转去北京师范大学全职任教，其间职员甚少变动，社会教育司成为教育部中一个超稳定的独特存在。1915年成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首任会长由教育部次长梁善济兼任，旋由袁希涛接任，社会教育司长高步瀛兼任经理干事，小说股、戏曲股主任及交际、庶务、会计干事均为教育部佥事。袁希涛、夏曾佑、高步瀛均为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所选用，社会教育司能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中基本有序运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蔡元培搭建的人员架构。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蔡元培留用学部旧司员做法，并非全是支持者。徐迺理作为蔡元培的学生，以“师生个人之关系”密切身份，向其多次进言要严定教育司长及科员资格，反对用旧员充任：“教育司仓卒成立，临时司长多系缙绅先生，道德有余而才能不济，以至行一事用一人，而不致遗误者几希”，理由便是社会教育的新兴事业，“前清教育部系单纯的学校教育，办理较为易，易方今民国教育，为齐一国民程度起见，更注重社会教育。凡百措施，尤难着手，似此非教育之缙绅何能胜教育之重任。若不于此严定资格，司长既可以非分得之，则司长以下之人员，何止千万，计谁不可以非分得之，其流弊较前清更甚，教育之前途危矣”。他建议“教育部宜明订任用章程，必遴选大学毕业或与大学毕业程度相等、博学有才之人委任之”，客观上讲，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此种说法不无道理。蔡元培却仅“听完了事”，坚持选用前礼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夏曾佑来掌社会教育司，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有共同的“以礼化俗”的传统士人情怀。蔡元培晚年撰《自写年谱》,在其中作出解释，“以防致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

近年来，“礼俗互动”“礼俗同构”作为一组本土化概念颇受关注，学界从民俗史、思想史、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等层面对“礼俗”关系展开持续讨论，甚至有研究者提出将“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加以论证。“礼俗”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中国社会语境中的‘礼’与‘俗’，既是社会现象，也是话语方式，关涉国家政治设计与社会运行机制，内嵌与中华文明形态之中。”前秦时期诸子百家对礼俗便有诸多论述，如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的“习俗移志”，《礼记·学记》中更是用高度概括性言语，指出教育在“以礼化俗”的关键作用：“发虑贤，求善良，足以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从不同角度强调要重视对民风的教化，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习俗遵守礼的规范，实现礼俗同构。秦朝曾“设三老以掌教化”，用来“改化黔首，匡饬异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采用“敬贤重民”的治国策略，董仲舒形象地将社会教化比喻为“设堤防”：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董仲舒将“教化已明，习俗已成”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必备，《汉书》中进一步加以概括为“观风俗，知得失”，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晋书》中有“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将“以礼化俗”具体化，与儒家教化紧密结合起来。宋代“道化行，风俗清”理念大行，家礼渗透民间，“百姓聚宗收族，祭祖修谱，儒家才真正具有了‘世俗’的意义。官家用科举笼络平民，构成上下循环的官吏选拨系统，基层士绅阶层由此形成，使得道德教化变成了一种可以替代行政管理的技术”。由此，“礼与俗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勾连官方、文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重要话语工具，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间发挥着不同的功用”。礼与俗的话语言说，对朝廷来说是治国驭民之术，在士人精英群体成了安身立命之本，在百姓手中则是社会交往的工具。明清时期以“化民成俗”为目标的社会教化更加深入，向社会最基层延伸，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明太祖颁布《圣训六言》，每里选一个耆老，手持木铎，且行且击，且击且诵，以警悟民众；后来成为乡约宣讲的主体内容。清顺治颁发《六谕卧碑》，康熙年间的《圣谕十六条》，继承和发展了以圣谕方式教化民众的基本方略。“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礼治凭藉统治地位的优势，以制度化、教化的威力切入生活习俗，以礼化俗，使得礼与俗亦即大小传统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风习的人群对礼的伦理价值的认同，这是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征。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下层民众，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在士大夫中形成世俗理性的情结。”而这种世俗理性极大的促进了传统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扩大并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覆盖面，濡染并日渐沉潜到民族心理深层，创建了本土特色的百姓日用之学并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心态。

儒学传统讲究知行合一、文化建构与生活践行并重，是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精神底色，他们自觉自愿担负着以礼化俗的宣传者和践行者。民族忧患意识勃发的近代中国，“由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局，使得‘开民智’的主张一下子变成了知识分子的新论域”，传统的“以礼化俗”政治资源焕发新的生命力。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秉承中西文化比较视角，用传统“礼俗互动”来熬制“救时弊”的良剂：“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展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黄氏将“移风易俗”“治国化民”等传统礼俗政治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出路。

这种理路颇有市场，在维新派和开明士绅的推动下，“化民成俗”的社会教化传统在西潮冲击下，开始出现新的表现形式：识字人数变成了宪政的前提，培养宪政国民，用来抵御“异说潜滋”，“正人心而厚风俗”。在这种语境下，“不识字者不爱国”“烟赌、缠足伤害的是中华民族的身体”等言说变得合情合理，原本的个人日常行为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督促识字、戒烟赌、不缠足是为了“世道人心”，是为了摆脱“国瘠民贫”，日常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在近代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颇为流行。

有着深厚旧学功底的蔡元培，身处在西学潮涌澎湃的上海，巧妙地将舶来的社会教育概念与中国传统教化相融合，率先落地。1903年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召开月会，补行通过修改的章程，不仅将宗旨修改为“本会以教育中国国民高其人格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不再限于青年男女，还将教育部原设的男子部女子部更改为学校教育部和社会教育部，其中“社会教育部主提倡政论，改良风俗，凡书报、演说等事隶之”，虽蔡元培在月前改任副会长兼评议长，仍实际负责该会事务。这个社会教育部的构想，蔡元培发表小说《新年梦》，借“中国一民”梦境描述“新中国”，“就是下等社会，他因为有许多小说、唱本、演说坛、戏院，都就他们平日顶羡慕的，顶嫌恶的，顶忧愁的，顶怕惧的，反反复复比较苦乐，联合因果，就他们知识，发见有一线光明的门径，尽力的感动他”。还要新造了一种既可拼音又可会意的文字，用言文一致的文体来记述新学理、良风美俗。蔡元培借“一民”之口，用小说、唱本、演说坛、戏院这些“俗”空间来感化下层民众。这些规划和梦想，在1912年教育部创设的社会教育司的职掌事宜中得以具化。

本着“以礼化俗”的理念，蔡元培在教育部中拟专设礼教司，并拟定司长人选。而与传统社会教化相关的内容，则统归社会教育司。1912年2月29日，教育部会同内务部通电各省文庙丁祭礼式，借回复浙江省民政司长呈文，确定在民国通礼未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惟各地所祀者不尽同，请由本省议会议决”。5月17日，教育部奉总统谕编纂民国通礼，“现在统一政府已经成立，所有一切礼制，自宜详慎编定，以便交由参议院通过颁布实行，闻蔡总长决定于部中设立临时编礼处，派员专司其事，日内即行开办”。《民立报》上刊出教育部官制人物表，社会教育司分三科，其中第三科科长为伍博纯，科员为王章祜、齐宗颐、徐协贞，主责就是风俗礼仪，伍科长多次强调改革风俗习惯，在会刊上专门推介上海通俗宣讲社发起人的主张：“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而已，人民既乏共和国民之常识，而对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欲补救现在之国民，则舍通俗教育以外无别法”，为教育改革礼俗营造社会舆论。5月下旬，经国务院议决将清代钦天监和典礼院事项划归教育部，“典礼院及钦天监，已由教育部接收，闻蔡总长拟以后颁行历书，将忌吉等名，一律删除，不准沿用，以去迷信”。蔡元培将其事务拆分，典礼院分属社会教育司，就归在伍博纯任所在的第三科。蔡氏以教育部管理事项中有历象等事规定，力主将原内政部礼教司所掌内容划归社会教育司，但内政部以官制中原有“宗教礼俗”据理力争。6月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内务部声明：“礼教系属于宗教方面，与蔡总长所谓社会教育者迥然不同，碍难划归教育部管辖。后经磋议，将礼教司改为礼俗司，提倡之权属于教育部，管理之权属于内部云。1912年8月《教育部分部规程》正式颁布，厘定了彼此“疆界”，但教育部与内政部之间的权限争执却未就此偃旗息鼓，《鲁迅日记》中曾数次记述两部之间的纷争，比如1914年避暑山庄及沈阳故宫文物运京后的归属部门问题、1915年《四库全书》归属问题以及1919年天坛、先农坛、中央公园管理权问题等，纷纷扰扰背后是“礼俗同构”暗中扮演作用。

1915年10月下旬，教育总长张一麔在第二次通俗教育研究会全体大会上致辞：“中国社会自游牧时代进入宗法时代，而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之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此诚我国社会之特长也。顾世界大通，我国所长者亟宜保存。”他秉承“以礼化俗”理念：“上海有一种恶劣之习，大率无赖文人，不务正业，乃造作一二册小说，名为著作，而实则引诱良家子弟，遗祸社会习俗不知者不知凡几，不正常之印刷局，又多惟利是图，发行各埠，四方之人，取而读之，势必使青年子弟入于邪途，流毒无穷，良可痛恨。”强调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瀛主持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要奋力担负起扭转风俗的社会责任。1926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申禁二生”契机，再次与内务部争夺“审查教育电影”权力，最终促成两部各派一半人员组成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局面，背后所秉承的依然是礼俗同构的理念。

综而言之，蔡元培倡设社会教育司，是民国初年中央教育行政体制的一大亮点，它赓续起礼法同构传统，为传统知识分子“化民成俗”的抱负施展提供了平台，借用国家强制性力量，将下层民众“俗”内容进行整合和对接，从而使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与传统社会得以建立关联，重构符合共和制现代国家政治合法性、彰显其历史延续性的社会样态。正因为有了社会教育司的建制，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观念形态得以推向下层民众，公园、博物馆、体育馆、美术馆、展览会等新式“俗”空间、讲演、读报、演剧、电播、电影等时髦通俗媒介均被延展进来，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与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长期游离于政治边缘、识字略无的下层民众成为教育对象，通过“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温和方式，完成了从“臣民”向“新国民”的政治身份的转化。重审蔡元培设立社会教育司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入，也为理解全球范围内教育普及发展历程提供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