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团团：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多元信仰与文化交融——以塔赫特-伊·桑金遗址为例（转载于《历史教学》）

         摘要：塔赫特-伊·桑金是巴克特里亚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希腊化时期阿姆河流域的宗教中心。城中的奥克苏斯河神庙建于希腊化时代早期，香火一直很旺盛，沿用至公元3世纪贵霜时期。其建筑和出土文物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奥克苏斯河神庙内供奉着多位神祇，接纳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信众前来朝拜。奥克苏斯河神庙本就是为满足当地不同族群的居民和信众精神需求的场所，神庙所代表的多元化和包容性都不言而喻，对王国区域统治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奥克苏斯河宝藏（The Oxus Treasure）、阿伊·哈努姆遗址（Ai Khanoum）和塔赫特-伊·桑金遗址（Takht-i Sangin）的奥克苏斯河神庙（The Oxus Temple），是巴克特里亚三处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三大发现对于了解波斯帝国和希腊化时期巴克特里亚的文明及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对这些考古发现的众多研究中，相较于备受瞩目的奥克苏斯河宝藏和阿伊·哈努姆遗址，奥克苏斯河神庙及其所在城市遗址的重要性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讨论。

塔赫特-伊·桑金遗址位于塔吉克斯坦南部，是苏联考古学家在中亚的一处重要考古发掘点。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曾在该地开展过几次简单的发掘尝试，但正式的发掘工作始自1976年，由李特文斯基（B. Litvinsky）和皮奇科扬（I. Pichikyan）主持。1968年，李特文斯基参与了由伯尔纳（P. Bernard）主持的阿伊·哈努姆的考古项目。自那时起，李特文斯基便萌生了对塔赫特-伊·桑金遗址进行系统性发掘的想法。然而，由于资金缺位，发掘工作直到1976年才正式启动。1991年因当地政局动荡，发掘工作被迫终止。

自20世纪80年代起，李特文斯基和皮奇科扬（I. Pichikyan）陆续发表了关于塔赫特-伊·桑金遗址的考古简报和研究成果。随后，在1998—2010年期间，德鲁吉妮娜（A. P. Druzhinina）主持了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她与多位学者合作，在《美秀博物馆公报》（Bulletin of Miho Museum）上发表了多篇考古简报，这些简报不仅公布了最新考古发现，还对首次发掘的研究成果和记录进行更新与修正，值得特别关注。此外，伯尔纳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古代塔赫特-伊·桑金城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瑞秋·伍德（Rachel wood）探讨了“混合性”（Hybridity）和“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对研究奥克苏斯神庙出土的奉献物的可行性；迈克尔·申卡（Michael Shenkar）从神庙建筑的角度分析希腊化时期伊朗世界的宗教；贡沃尔·林德斯特罗姆（Gunvor Lindström）的系列文章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入手，关注奥克苏斯神庙的宗教实践等相关问题。国内学者对该遗址的关注主要是城中的奥克苏斯神庙，以此作为早期中亚圣火崇拜的一个例证。

综合上述，当前国内外学界对该遗址的研究，多集中于神庙建筑设施以及出土奉献物的个案分析，对神庙及其所在城市的区域定位与职能，尚未给予充分关注。基于此，本文将依托现有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塔赫特-伊·桑金遗址的城市功能为研究切入点，深入考察其历史脉络，并从信仰和文化交融的角度，对该遗址的意义与重要性展开进一步探讨。

一、塔赫特-伊·桑金的建城与历史

塔赫特-伊·桑金遗址位于塔吉克斯坦科巴迪安省（Kobadian province）南部，阿姆河北部支流瓦赫什河（Wakhsh）右岸，恰好在瓦赫什河和喷赤河交界处附近。距离其东北方的阿伊·哈努姆遗址约100千米。全城呈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条形（长约3000米，宽100~450米）分布，占地面积约0.83平方千米。其中，城市北部和南部尚存留一部分古代城墙，西侧和东侧为自然屏障，以山脊和阿姆河河岸为界。在城西山脊处，有一处墓地和一条通往特什克-托什（Teshik-tosh）的古道。1992年，考古学家曾在特什克-托什附近的特佩发现希腊化时期的陶器。又因为特什克-托什和塔赫特-伊·桑金城相距不远，据此，有学者认为特什克-托什可能过去是塔赫特-伊·桑金城的农耕区。此外，塔赫特-伊·桑金城以北郊区占地约0.2平方千米，范围大致自北界城墙出发向北行1千米，至阿姆河支流瓦赫什河和古代奥楚斯河（Ochus，即喷赤河）的交汇处，方便链接沿岸的城市和村庄。纵观塔赫特-伊·桑金的城市布局，主要由居民生活区和奥克苏斯河神庙区两部分构成，其中，奥克苏斯河神庙位于城区中部偏北处，神庙四周筑有外墙（堡垒），将神庙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

关于塔赫特-伊·桑金遗址的古代城市名和建城史，古代文献的记载较少，近乎于无。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遗址内的地层分析、建筑和出土文物的考古学定年，并结合古代作家记载中的零星片段，来追溯并进行尝试性的构建。在有文字可考的资料中，为数不多带有铭文的实物均出土自城中的神庙。这些文物包括一尊带有献给奥克苏斯河神西勒努斯-马尔叙亚斯（Silenus-Marsyas）的小祭坛、印有献祭文的陶制模具（残件）和一个石碗的部分铭文（残件）。这三件文物上的铭文都提到了“奥克苏斯河河神”。基于这些物证，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一座献给阿姆河神的庙宇。另外，根据发掘者德鲁吉妮娜整理的11期陶器演变序列，其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晚期或前4世纪早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且结合地层的分析可知，城市人口的主要聚居时期集中在希腊化时代。换言之，虽然神庙的使用时间延续至公元3世纪，但该遗址其他区域的居住和使用周期只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即大约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晚期。

公元前329年，为了追捕杀死大流士三世的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Bessus），亚历山大挥师深入巴克特里亚地区。在征服巴克特里亚后准备进军印度时，他命令阿明塔斯（Amyntas）带着3500骑兵和1万步兵留守当地。另据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狄亚那共建立了8座以他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猝然离世，经过数十年的继承者战争，塞琉古一世承继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疆域，巴克特里亚也自然划入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范围。塞琉古王朝在巴克特里亚及其相邻地区所建的有名可据的城市有11座之多。不过，这些历史记载并没有提及一座带有奥克苏斯河神庙的城市，所以从文献中去认定塔赫特-伊·桑金所对应的是哪一座亚历山大里亚或是塞琉古王朝时期建立的某一座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发掘者李特文斯基提出，奥克苏斯河神庙的修建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93年至前281年，也就是安条克一世被其父亲塞琉古一世任命为共治王统治帝国东部时期。他的判定依据是在神庙中出土的6枚安条克一世的钱币。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塞琉古王室早期参与东方事务更具历史意义和富有思想创造性的时期。从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角度看，东部行省定居点城防的修建和重建、殖民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有农业灌溉系统的扩张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作为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之一，塞琉古一世也承袭了他的建城传统，但是大多城市都难以定位。而且从神庙规模和所需的建筑技艺复杂性来看，奥克苏斯神庙修建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王室（或总督）主持和资助是难以完成的。遗憾的是，从古典作家对塞琉古早期建城情况的记载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和塔赫特-伊·桑金遗址相对应的城市。对此，拉宾（C. Rapin）认为，塔赫特-伊·桑金可能就是公元2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地理志》中所记载的“Ὠξέίανα”（奥克西亚那）。因为，“Ὠξέίανα”为希腊语的复数中性名词，所以并不像巴克特拉（Bactra）、马拉坎达（Maracanda）等城市一样，仅代指一座城市。“Ὠξέίανα”所指应为塔赫特-伊·桑金及其神庙。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那么，为什么塞琉古王室会在阿姆河沿岸选址，并建造以中亚伊朗人的信仰为中心的神庙和城市呢？

相关研究表明，希腊化时期中亚的新建城市大多建于阿黑门尼王朝时期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不过结合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塔赫特-伊·桑金遗址在波斯时期是否有人居住还未能得到确定。发掘者提出一种假设，即在前希腊化时期，距瓦赫什河和喷赤河交汇不远处可能存有一处旧神庙，至希腊化早期，因该神庙破败，所以另觅新址建造。而奥克苏斯河神庙就是为替代旧神庙而修建的。本文认为这一假设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且同时从古代城市选址的其他因素来看，便利的交通、充足的水源和一定的农业基础也十分重要。塔赫特-伊·桑金遗址临阿姆河支流瓦赫什河而建，与喷赤河相通，通过喷赤河，还可进一步与东边的科克查河（Kokcha）实现水路相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伊·哈努姆刚好位于阿姆河与其支流科克查河的交汇处，两座城市的直线距离约100公里。在塔赫特-伊·桑金的周边，还分布着位于瓦赫什右岸的塔赫特-伊·库瓦德（Takht-i Kuvad）和其他定居点。此外，附近还有距城市不远的广袤绿洲，可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农业资源。这些都满足了新建城市选址的必备条件。

斯特拉波曾写道，古代的阿姆河发源于印度的山脉，是亚细亚已知的最大河流，具备通航能力，这使得大量的印度商品经阿姆河得以运往西方。从军事征服的战略布局角度来看，塔赫特-伊·桑金的地理位置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连接了阿姆河南北两岸，而且控制了瓦赫什河谷东西侧的交通要道，对于联通印度与西方的贸易路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代阿姆河流域的一个重要渡口。另外，在阿黑门尼王朝统治末期，中亚宗教信仰的多元性已经显现出来，阿姆河的守护神——奥克苏斯河河神是当地的重要神祇之一。奥克苏斯河神信仰在阿姆河流域广泛流传，有强大的信众基础。这一信仰在当地的盛行，无疑吸引了王室的注意。塞琉古王朝巧妙地以重建（复原）旧神庙为契机，另觅新址，围绕这一宗教中心，规划并建立新城，促进了本土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是塞琉古王朝城市化运动中的一项创新举措。而且，对于塞琉古王室而言，尊重并参与当地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也是王室参与政治、巩固疆土的一种统治手段。所以他们愿意主持并出资兴建神庙以加强对当地的统治。直至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统治时期，塔赫特-伊·桑金仍然是王国内的一座重要城市和宗教中心。

综合上述分析，塔赫特-伊·桑金遗址很可能是旧奥克苏斯河神庙的中间地点，由塞琉古王室出资重建。这座城市以阿姆河神庙为中心，围绕其展开建设，主要功能是作为宗教中心，促进该地区信仰和文化的传播。同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塔赫特-伊·桑金不仅成为希腊化王国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还因其战略位置成为货物集散的重要渡口。奥克苏斯河神庙作为城市的中心，不仅在宗教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希腊化时期阿姆河流域内城市与文化交流的中心。

二、奥克苏斯河神庙的建筑和出土文物（奉献物）所见的东西方元素

奥克苏斯神庙是塔赫特-伊·桑金城最核心也是最具研究价值的建筑实体。神庙由四周封闭外墙（堡垒）和中心神庙构成，建于人为筑成的高地之上，与周边地形高度差为10米。外墙和神庙以东西向为轴线对称分布，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自西向东俯瞰，中心神庙（51米×51米）部分呈“凸”字形。神庙中心部分为一间边长12米的正方形中央大厅，4根立柱居于大厅正中。在大厅的西、北和南侧三面由“L”型走廊包围。其中，中央大厅南北两侧各有一小门与廊道相通。大厅的入口处位于东侧居中位置，通往神庙的前厅（eyvan）。神庙前厅有8根立柱，分前后两排，每排各4根排列，前厅东侧无墙体围合，直接面向前方开阔的庭院（temenos）。此外，前厅的左右两侧突出的建筑对称分布，两侧各有一小门通往两室套间和走廊。

奥克苏斯河神庙的布局严格遵循几何对称的设计原则。通过分析建造技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建筑在设计和施工上都严格遵循了东方传统，特别是阿黑门尼王朝疆域东部地区的建筑特色。

不过，神庙内部的某些设计细节，也展现了与希腊建筑元素的巧妙融合，尤其是神庙内的柱子。首先，柱子的双层基座、桶状的柱脚以及圆盘形的柱底线条，均体现了阿黑门尼王朝的传统风格。而柱头部分则是典型的希腊爱奥尼亚（Ionic）式样。这种设计独特的柱子，是典型的波斯和希腊风格的融合体。此外，还有分别安置于庭院两侧的一对希腊式方形祭坛，两座祭坛相距约30米，以中心为轴对称分布，形状大致一样。安装祭坛的石块上刻有按顺序排列的希腊字母θ、ι、κ、λ、μ、ν和ξ，是石匠在采石场所作的标记。这两座希腊式祭坛，大约建于公元前3世纪末至前2世纪初，并非和神庙初始建设同步，而是后面增设。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的统治者是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泰德姆斯一世（Euthydemus I），他可能是来自小亚的马格尼西亚人（Magnesian），也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第三位国王。在前三位国王治下的半个世纪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疆域仅限于兴都库什山以北，不过也正是在此期间，王国巩固了其地位，并依靠富饶的国土强大起来，尤其是在巴克特里亚。神庙内两座希腊式祭坛，很可能是在国王欧泰德姆斯一世授意下由工匠增设，目的是为了强化他的统治地位，并凸显自身的希腊身份。

总的来说，奥克苏斯河神庙的建筑风格以东方式为主。考虑到气候、资源和建筑材料等要素，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差异显而易见，本土的建筑风格无疑更契合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审美。但由于城市和神庙毕竟处于希腊人王国的统治之下，神庙内有意识地融入希腊元素，也是合情合理的。

除建筑外，神庙内发现的8000多件出土文物（大多数为奉献物）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交融的例证。相较于明显的东方风格的建筑，伊朗地区发现了大量带有希腊元素图像的工艺品。据此，学者认为希腊化时期伊朗东西部的艺术基本全是希腊风格，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城市地区的艺术。

其中，在奥克苏斯河神庙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象牙奉献物，总计13件。这些文物中，约有一半描绘了与古希腊神话相关的场景。由于篇幅限制，本节仅选取几件代表性的象牙奉献物进行详细讨论。

首先是一件描绘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和阿凯洛斯（Achelous）河神搏斗的浮雕。这件浮雕装饰在一把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双刃剑（xiphos）的象牙剑柄上，保留下来的部分约7.1厘米。剑柄的顶端饰有精美的阿坎突斯叶（Acanthus）图案。在象牙浮雕上，赫拉克勒斯的造型和肌肉线条刻画得栩栩如生。他身披狮皮，一手挥舞木棒，另一只手抓住阿凯洛斯的头皮，左脚踩在阿凯洛斯的大腿上，十分英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凯洛斯的形象，他身形矮小，左膝单跪在地，左手试图挣脱赫拉克勒斯的控制。阿凯洛斯河是古希腊的一条重要的河流，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中多次被提到。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凯洛斯河神有公牛、蛇和牛头人神三种化身。他曾向埃托利亚的卡里顿（Calydon）国王俄纽斯（Oenues）之女得伊阿尼拉（Deïaneira）求婚。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为追求伊阿尼拉与阿凯洛斯展开竞争，最终后者因不敌而失败。这件浮雕所描绘的就是上述场景。

继亚历山大东征后，赫拉克勒斯的崇拜也随之扩散到巴克特里亚地区。赫拉克勒斯的形象首先是见于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发行的钱币上，随着亚历山大远征的推进和帝国疆域的扩大，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和故事，也逐渐向东传播。因此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与赫拉克勒斯相关的艺术品并不稀奇，但选择赫拉克勒斯与阿凯洛斯搏斗作为题材的艺术品并不多见。从功能上看，这件象牙浮雕是用于宗教祭祀，作为献给奥克苏斯河河神的武器奉献物。

另一件是装饰在微型弧形长刀（Machaira）鞘口前段的象牙浮雕（残件）。这件浮雕作品刻画的是亚历山大-赫拉克勒斯半身像的造型。浮雕所示是亚历山大年轻时期的样貌，他的面部微微向左侧，头戴标志性的狮头盔，狮皮的一部分和狮爪耷拉在他的左肩。这是亚历山大被神化为赫拉克勒斯的经典造型。学者通过比对不同时期流通的钱币、雕塑等文物上出现的亚历山大形象，将这件浮雕定年在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被神化的形象在希腊化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并不罕见，尤其是他化身为赫拉克勒斯的多种变体和类型。然而，对于塔赫特-伊·桑金所发现的这件亚历山大-赫拉克勒斯作品的原型，我们并不知晓。这件作品展现了早期希腊主义理想化艺术的特征，也是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亚历山大肖像艺术的代表之一。

还有一件精美的出土文物是刻在刀鞘上的象牙浮雕，这件浮雕的制作年份不早于公元前2世纪，其上饰有一位女性河神的形象。浮雕上的女神造型十分独特，她背生双翼，有鱼尾，下肢呈现为马的前蹄，融合了多种生物的造型。女神的右手举着一圆形物体（贝壳、苹果或石头），左手握桨。这件象牙雕被认为是海马（Hippocamp）或海洋肯陶耳（Ichthycenraur）的变体。这一形象在公元1世纪从黎巴嫩到阿富汗和印度均有发现，是犍陀罗艺术中最广为流传的图案之一。该作品为公元前2世纪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提供了这种混合风格的希腊化（艺术）的原型，这一造型明显演化成了奥克苏斯河河神的伴侣宁芙女神（nymph）的形象。

除象牙浮雕外，在中央大厅和廊道的祭祀坑中发现的众多奉献物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一尊西勒努斯-马尔叙亚斯（Marsyas the Silenus）的小祭坛。这尊造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的小祭坛由石制底座和上方的青铜小雕塑构成。其中，底座由高7～8厘米石灰石制成，上方的小雕塑是秃顶、蓄胡且大腹便便的西勒努斯-马尔叙亚斯吹着双笛（aulos）的造型。底座上，刻着4行希腊语铭文：

Εὐχὴν

ἀνέθηκέν

Ἀτροσωκης

Ὄξωι

意为：［履行］誓言，阿特罗索克斯将［这］献给阿姆河神庙。

从这段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这尊小雕塑的献祭者是一位名叫阿特罗索克斯（Ἀτροσωκης）的伊朗人或者巴克特里亚人（可能为希腊-巴克特里亚混血人种）。不过，献给奥克苏斯河河神的小雕塑上，为什么会有西勒努斯-马尔叙亚斯吹奏双笛的形象呢？他与奥克苏斯河神是什么关系呢？马尔叙亚斯原本为小亚弗里吉亚人的河流之神，希腊人丰富并扩展了弗里吉亚人关于马尔叙亚斯的故事，赋予他酒神狄奥尼苏斯导师西勒努斯的形象。而同时，马尔叙亚斯河也是安托利亚伊德利亚斯地区迈安德河的一条支流。该河的命名与古希腊神话中马尔叙亚斯和阿波罗竞技的地方有关。伯尔纳认为，马尔叙亚斯形象在奥克苏斯河神庙出现，可能和来自迈安德河谷的希腊爱奥尼亚移民有关。他们身处异乡，由奥克苏斯河联想到了家乡的迈安德河（Meander），并由此把这两条河相联系。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在阿伊·哈努姆遗址中出土的各类文物中，可以找到约15个希腊人名。其中，部分人名可能是居住在巴克特里亚希腊裔移民。这些希腊裔移民的家族很多来自小亚地区，尤其是迈安德河流域。如前文提及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泰德姆斯一世，他的家族是从马格尼西亚的迈安德隆城（Megnesia ad Meandrum）迁来的。皮奇科扬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进一步解释了迈安德河和奥克苏斯河的相似性。他还特别提到，两河河岸种植的芦苇，可用于制作芦笛。这也与马尔叙亚斯吹奏的乐器相关。伯尔纳和皮奇科扬的观点都为古希腊神话元素在巴克特拉里亚的传播提供了溯源解释。

显然，希腊神话无疑为巴克特里亚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源泉。由于在特定文化上的相似性，巴克特里亚人对希腊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文化接受的角度看，尽管奥克苏斯河神庙中充满了希腊风格的艺术品，但这并不表示希腊文化对当地进行了强势的渗透。相反，是希腊神话中反映家乡故土记忆的元素，与巴克特里亚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产生共鸣的元素，使得希腊文化更容易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并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巴克特里亚的神庙里，希腊人得以参与其中，与本土文化实现了和谐共生。

除了典型的波斯和希腊风格的奉献物外，神庙中也发现了带有斯基泰和印度风格的奉献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件剑柄，它们展现了独特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风格”。其中一件黄金剑柄上有3只激烈搏斗的豹子。而另一件是由玉石制成，呈现“狼-龙”的形状，这也是“动物风格”中常见的图案。瑞秋·伍德提出，这些物品是否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被供奉于神庙的，或者它们是通过贸易而获得的。很显然，制作这些带有野兽图案工艺品的工匠明显受到游牧部落文化的影响，这是否也暗示了工匠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文明间的迁移和社会活动？

此外，在众多奉献物中，有一件带有雕刻图案的圆柱体被学者认为是来自印度。这件圆柱体物件可能原本是家具、权杖或者镜子的一部分。其上雕刻的图案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情景，包括3个人和两棵树。画面中，右侧的人物一手持容器，另一只手正在将一个不明物体放置在地上，他的头顶上方盘踞着一条蛇；中间的人物牵着马的缰绳，他的头顶上放置一个大型容器；左侧的人物与中间的牵马人同向而行，他的手里也拿着一个容器。

发掘者皮奇科扬将这一场景解读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献祭仪式。不过，拉宾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不论是从人物塑造的风格，还是人物穿着的服饰来看，都不符合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传统。相反，他认为这件作品从视觉表现上更贴近古印度艺术，运用了透视的原理，大约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对于这件来自印度的奉献物，拉宾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他推测可能是某位游历印度的希腊人将其献祭给了神庙。

尽管拉宾的观点仅停留在推测层面，但无论这件来自印度的工艺品是由谁供奉给神庙的，从物品流通的角度来看，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塔克赫特-伊·桑金宗教中心的地位，能够吸引来自各地的信徒前来朝圣和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