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人活得最幸运的一个王朝（转载）

宋朝是中国人活得最幸运的一个王朝

吕准能 讲述 许中华 整理/摄影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要是让他选择，他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因为这是一个繁盛的王朝，开放的王朝，科学的王朝，哲学的王朝，艺术的王朝，文学的王朝，只不过同时也是一个兵弱的王朝

我教了27年中学历史，有关历史问题，兴许有了一鳞半爪的认识。从小兴趣比较广，各方面都有所涉猎，回顾求学历程，一言难尽。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很少有机会读到书，但自己喜欢读书，小学以后，看武侠，成语字典，毛泽东选集，近乎无书不看的地步，以致眼睛看坏了。但我仍要感谢那个时代，1978年中考，我考上永康古山中学，古山中学理科强，文科弱，数理化我怎么也学不起来，但语文历史有优势，求学道路可谓一波三折，有幸考入浙师大政教专业，之后，大学毕业，当政治老师，也代过地理，上过历史课，直到1996年转到金华二中，当了一名十足的历史老师。这么多年下来，早的时候乱看，当年在浙师大，要是评选阅读之星，我一定当选，三年大学生涯看过1800多本，但看得杂乱。从盲目看书走向自觉看书，从一开始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党史，转向世界史、文化史、文学史、科技史，甚至哲学史，近年来，我更关心乡土历史，以前对历史的兴趣在于大人物，在于宏观历史，眼下转向民间的历史，乡野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今年开了一门课，就是老金华人的口述史，但今天我谈的还是宏观历史，两宋巨变和陈亮的思想文学。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积贫 分散军权导致积弱

要想看清楚两宋巨变，必须对整个宋代社会背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气象万千的印象宋朝来说，我们大致有几个误解，一是宋朝积贫积弱、百孔千疮，统治者骄奢淫逸，偏安一隅，不大善于治理国家，为辽、西夏、大理、吐蕃等外族所觊觎。二是认为江南地区，尤其是浙江这一带翻天覆地的变化，始自明清时期，其实是从宋朝已经开始。

很多人一谈穿越，大多想要梦回唐朝。然而一个国家强盛，不仅要让人民富裕，而且还要有免却恐惧的自由。那么中国人活得最幸运的王朝，就是宋朝。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历史，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哈佛教授费正清也说：“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文化、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权世界。”以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要是让他选择，他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因为这是一个繁盛的王朝，开放的王朝，科学的王朝，哲学的王朝，艺术的王朝，文学的王朝，只不过同时也是一个兵弱的王朝。

我们都知道，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始。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君主专制已有千年的历史，以致达至了完善的程度。赵匡胤马上打天下，十六年马上皇帝，让他明白中国这个国家不能重演藩镇割据，所以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若是给中国历代皇帝的治国理念打分的话，那么宋太祖赵匡胤得分最高。他是既能马上打天下，也能马下治天下。虽是武将出身，却有人文精神。他的两个治国观念，一是重文轻武，二是重内轻外。宋朝的传统，重视文人，抑制武将，所以有杯酒释兵权，削夺节度使实权，继而设枢密院，与统军将帅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专权，加强禁军，“强干弱枝”、“内外相制”，后来岳飞遭害到底也跟这些政策有关。在赵匡胤看来，外族入侵只是皮毛，国内才是隐患。继而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分行政权；参知政事一职，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担任过，相当于副宰相。设枢密使，分军权；设三司使，分财政权。三者加在一起，也就是分散了相权。通过设转运使，集中财权。以致国家有钱，地方没钱。

实则中央集权在宋朝已经达到顶峰，君主专制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了，过度集权，导致冗官、冗兵、冗费，分散军权导致军队战斗力弱。虽然改变了长期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但也造成积贫积弱的“三冗”，以致引起社会危机，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王安石则有王安石变法，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则要变革天下之弊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如果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能够成功，那么，足可以避免北宋灭亡，甚至也会影响今后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走向。

宋朝的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城

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但在文化和科技领域却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朝代之一，还呈现了文化大家“井喷”的罕有现象。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蔡襄、米芾、程颢、程颐等都是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辉。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已经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文化至北宋已趋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

四大发明也出现在宋元之间，北宋《萍洲可谈》见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航海用指南针最早记录。进而发明了使用人工磁体的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宋代的主要火器则是突火枪，此三项都在宋朝完成，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顶峰。宋代城市打破坊市分离旧格局，取消了宵禁制度，成为不夜城。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生意红火。两宋文化重心从官场转到了民间，从庙堂转到了市井，从精英转到了大众，从强调教化转到了追求娱乐，纯文化转到了文化经济。

然而北宋经济相当发达，不仅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有了十足的发展，当时有谚语谓“苏湖熟，天下足”，制瓷业遍布各地，五大名窑也已成熟，景德镇之所以冠名景德，正是宋真宗以自己的“景德”年号所赐，更甚至于，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而且宋代的冶铁业已经用煤作为燃烧，棉纺织业更是不断兴起，以前平民衣麻布和葛布，贵族衣丝绸，到了宋代，则如司马光所说“世风日下，贩夫走卒皆着丝袜”，可见商业的兴盛惠及许多人。唐朝都城长安，跟宋朝的东京相比，繁荣程度相差好几个档次。《梦梁录》中记载：“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上也说：“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读过《水浒传》的或许都知道燕青带宋江他们去东京见李师师的一幕，那时的东京正赶上烟花大会，足见繁华热闹。若是再细看《水浒传》，也足以见出宋朝的商业兴盛之态。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单以都城的人口论，宋孝宗时超过北宋杭州的人口，达到26万户，至南宋末年则有38余万户，120余万口。东京可谓当时世界上最繁华、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城。一直到18世纪，伦敦也就6万多户，巴黎顶多8万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写到，“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我们知道，商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影响的机会被外族入侵所打断。以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中国社会发展的脊梁也被外族入侵所打断。

话说回来，宋朝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秦汉时期，江南仍是刀耕火种，人烟稀少，野草丛生。到了魏晋南北朝，大举南迁，江南得到开发。隋唐时期，可谓南北经济共同发展，几乎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直到南宋，南方经济绝对超过了北方经济，国家的财政收入最主要靠南方收取，对外贸易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隋朝开运河，北段是出于国防，南段多为掠取南方的财富。我们要是去翻看家谱，大抵上我们的祖先都是宋朝搬迁过来，我自己的家谱就可以追溯到宋朝。

现在看来，宋朝可谓生不逢时，宋朝周边涌现了多个少数民族，辽、西夏、金、吐蕃、大理等等。北宋算起来只是华东华北华南的汉人居住区域，实际上根本无法收复北方重镇——“燕云十六州”，南宋的国土则更小，偏安一隅真是一点也没有说错。金兵南下，取开封，靖康之变起，二帝归北，北宋亡，公元1127年，赵构于临安建立南宋。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被金兵俘获，从此她也只能流亡江南，来到金华。岳飞的家乡在河南汤阴，他对金兵的烧杀抢掠定然印象深刻，他的满江红千古传唱，“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他至死也未曾见到“王师北定中原日”。

但为什么宋代的文学艺术那么发达？一是社会环境，天下分裂，战乱频仍，是以有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二是经济环境，尤其是城市经济繁荣，是以追求个性自由；三是文化环境，重视文治、尊重知识、重视教育，是以追求意境；四是思想环境，理学和士人阶层兴起，是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这些都可以归结于张载的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宋明理学对后人的人格养成有极大的影响，从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到于谦的《石灰吟》，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谓一脉相承。宋明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崇尚道德、气节；强调自我约束，发奋立志，社会责任感。审视宋明理学，看到在礼教压制下哭泣的生命，也应该看到无数因追求气节品德而变得挺拔高大的灵魂。

陈亮的事功之学成就 浙学“功利，务实，创新”

南宋定都临安以后，北方士人南迁，金华“龙制临安之窑，当台绍之上游……所谓心腹之地”，自然热闹异常，中原与吴越文化在此融汇。李清照在金华留下“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更是千古绝唱。宋时的民谣唱道“桐齐檐，出状元”，当时的金华还真出了陈亮、刘渭两个状元。还有探花郑刚中，涌现了胡则、葛洪、何基等20余位进士。

金华的奇秀山水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苏轼的《卧羊山》、王安石的《山桥》及陆游等，他们有的写下游记诗篇，有的留下题词墨迹，为风景区增添了绚丽风采。更为金华之山光水色增辉添彩。很多名人都到过金华，黄庭坚祖籍浦江，后来迁到金华，如今金华、浦江两地都有他的后裔，族谱犹存。苏轼的儿子苏迈移居金华，成为金华苏氏的由来。辛弃疾跟陈亮、吕祖谦都有交往，辛弃疾在《祭陈同父》中盛称其“智略横生，议论风凛”。陈亮曾赴上饶与辛弃疾会于鹅湖，别后有《虞美人》三词与稼轩往复唱酬。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

当时，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他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并开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声。婺学分三家，吕祖谦、陈亮、唐仲友三大家。清代浙东学派的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互相讨论，嗅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 

陈亮为学无所师承，在学术史上“异军突起”，他提倡“实事实功”，有益于国计民生，并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讥讽排斥不遗余力。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哲学上承认客观规律之实在，强调道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强调合理的利欲与道德的效用。陈亮力倡“道在物中”，围绕王霸、义利、天理和人欲等重大哲学问题，同与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展开争辩。陈亮反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可以相互并存的。而朱熹坚持“道”是一种先验的道德，义利不两立。陈亮据理力争，认为“道”不是神秘先验的，而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况且，义利双行，在此，利并不是无节制的一己私利，而是泛指“生民之利” 。

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厚本抑末”即重农轻商思想根深蒂固。但到了宋代，商品经济已相当兴盛，人们渐渐改变了以往“末业”的思维定势，商业逐渐成为一些人的“本业”。陈亮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开风气之先，大胆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思想。陈亮认为“农商一事也”，“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就农商之间的关系，陈亮认为两者是互惠互利、互为促进的。陈亮还在政治上继承了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精神，针对时局颓废，提出了“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反对固守祖宗旧制，无不以救时济世为依归。六十年前何炳松先生撰《浙东学派溯源》开其先声，在学术界引起反响。陈亮的永康学派，开启了明末清初的颜元、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永康学派“义理并举”的创新思想，特别是陈亮和浙东学派的经济思想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影响民间，历经千年长盛不衰。许多学者认为，浙江地域文化中的“浙学”精髓所蕴含的“功利、务实、创新”特性十分明显。

陈亮一生命运坎坷，屡遭打击，心力交痒，身心备受摧残，但矢志不渝，表现了一生反对和议，力主收复中原的渴望。陈亮“王师北定”的宏大理想终未实现，但他不愧是“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姬肇燕序》）。